夫天下政事其實甚為複雜，雖然每個人都會談論到，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去分析或者看深入分析的文章。一個普通人每天工作八小時，下班後又需要處理私人事務，如果從事的工作與政治無關，如非學者教授、政府官員、議員政客，想必不會有太多心思去思考與自身並無太大關係又沒有能力去改變社會的問題。如要留意，大多人只會留意與聽取符合自己想法的言論，因爲這最爲簡單又最能滿足自我。如是者廣泛有深度的政治討論根本不可能進行，民主選舉缺乏公衆議政的基礎就會讓政客有機會去操縱民意，臺灣與日本的反核示威就是好例子。
外國的民主國家情況會好一點，因爲它們有民主歷史與文化的承傳，有些國家，例如澳洲，更有法律明令每個公民必須在選舉期間投票。它們的社會經濟制度也與政治生活息息相關：醫療、退休、失業保險、教育開支等問題永遠是選舉的焦點所在，大部分人都參加了工會而它們也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這些國家，只要你稍爲關心自身的生活，你就不可不留意政治。當然，這並不是說每一個外國公民都有分析政事的能力，事實上他們的分析能力也有限，否則卡梅隆就不會上臺。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其實都是經濟問題。這幾年間在歐洲出現的示威、大罷工、騷動等全都是的經濟問題，反緊縮、反失業，並在這基礎上造成歷來最大規模的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明顯的，大衆最關心最能夠了解就是經濟問題：就業、購買力、通脹等等大家其實都心裏有數，只是不太明白箇中原理是什麽。克林頓競逐連任時的口號：「問題就在經濟，蠢蛋」就完美地概括了這種社會心理。找出一個方法讓選民明白經濟問題就是最重要的競選策略。
如果有在外國讀過經濟學基本課，教授應會說明這門課的目的其實是要讓學生懂得如何投票：如何分析社會問題並作出適當的選擇。就算是沒有讀過這門課，大部分香港人都會留意股市匯價，相對而言，民主自由權利對他們來説就有點不切實際。只要政黨願意在這方面略為營造，有效的告訴公衆經濟不平等的原因並提出改變方法，要獲得大衆的認同並不是一件難事。難處在於政黨沒有分析經濟的能力，故而路徑依賴他們比較擅長的法律去跟他們眼中的怪物搏鬥。
我又曾跟人權運動人士談論，我說：「就算你要提倡人權，你也要留意經濟的問題，好像迷債一事，它其實關乎每個人的權利。」他回應：「他們去投資是他們自己的事，沒有投資的人根本不需要關心金融經濟問題。」先撇開金融監管不當會引發金融危機而引起大量失業的問題不談，大量人權運動人士都支持政府經營的醫療、退休、失業保險，而這些保險都需要成立基金在市場投資以維持基金規模，如果缺少一個穩健的金融市場，我想不出它們如何有效地運作。08年世界金融風暴後各地的保守派都以保險基金收入減少的問題來要求政府縮減社會保險的開支，但他們並不會告訴公衆保險基金收入減少其實是來自經濟衰退而出現的稅收減少；保險基金的投資的積存能足夠應付開支。但如缺少市場投資這部分，保險只是以每年的稅收來運作，只要稅收稍為波動，保守派就有大條道理去縮減，甚至取消社會保險。缺少經濟就不可能維持各種積極權利，這是很現實的政治問題。
故此要談政治，經濟政治法律三者，經濟必居首位。只要明白經濟的問題就可以很容易得出有效的政策，再交給法律人士起草法律並按照法律監察該決策的具體運作就可以了。要倒過來的按照法律得出有效的政策而政策又能解決經濟問題，在邏輯與實際上均行不通，《基本法》與《歐盟條約》就是出了這個問題。用這套邏輯去思考現在「佔領中環」行動，「癱瘓中環」這個香港經濟核心的這個環節。如果香港好像西班牙、希臘一樣出現巨大的經濟衰退問題，很多人失業，使用這方法並無不可，但在經濟環境還算良好的情況下來者一套就會使普羅大衆與行動對立。中環除了金融業外也有各種商鋪食肆，癱瘓中環會使這些店鋪也不能營業，我不見得傷害大衆利益的行動可以作爲普選的基礎（我也不知道癱瘓中環後組織者怎樣補給物資）。除非組織者要進行的是各行各業大罷工，否則癱瘓中環只會師老無功。
當然，行動到底有沒有能力去癱瘓中環也是一個問題。就算它能成功，事件順利以普選落幕，缺乏新的社會契約與未來社會的整體概念，不能回答民主香港會是什麽的一個經濟體和政治體這個問題，我不能知道組織者想要建設怎樣的一個社會。既然我不能談論我所不知道的，我就不能作出支持還是反對行動的決定。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樣的想法。
KaHing
山中
山中雜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