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貧困？

前言

從高達與牛肉的討論來看，我認爲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麽是貧困和扶貧政策應該達到什麽目標，我就藉這個機會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貧困在學術界中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而且涉及多個學科的研究，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有心要研究，這個問題足以寫幾本書。我不可能在這篇文章談及並解釋所有問題，最多只能介紹一些重要概念與扶貧的邏輯。

「什麽是貧困」是一個重要話題，因爲它涉及整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如何考慮什麽是公平。如果不能說清楚這問題，政策將不能有針對性的減少貧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因爲大衆不能認識清楚貧困問題，他們容易建立錯誤的概念，認爲有些人窮是因爲懶，領取社會福利是濫用資源。這些概念慢慢會形成仇恨心理，帶到無知的人去歧視或派除在社會上處於劣勢的人。這是貧困對社會心理的影響：大量的不平等會造成族群主義，而族群間的對立會損害民主、法治和社會的穩定性。

而貧困這個問題，又因歷史和政治的原因而形成一種難以穿越的意識形態障礙。常常說貧困會給人一種左翼分子、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的形象，要推翻「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對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打引號是因爲很多左、右翼分子其實都不知道這兩個概念的真正意義是什麽），而將貧困視爲左翼問題的人又不會承認「左翼分子」提出的是實際的問題或解決方法能夠在現實世界中實行。這種意識形態主導的爭執無助於解決問題，也幫助不了生活在貧困中的人。

因此，要考慮扶貧，論者必須要考慮清楚貧困之所以產生的原因和它的影響，並針對原因與影響提出對策，這樣子才能説服別人，增加政策的合理性和民主性。這文章將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角度論述貧困問題，説明如政治體希望經濟能穩定地增長，它必須盡力減少不平等和貧困。

一、貧困的定義

「貧困」在世界上一直是熱門話題，因爲這個世界有很多貧困者和貧困國家。因爲問題的規模是如此之大，又覆蓋世界的不同地域，貧困這個概念雖然說起來大多數人知道是什麽意思，但真的要説明貧困的原因和解決方法，在不同地方、用不同角度看問題會得出不同的看法，難以有一個一致、公式的定義。

可是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又必須對「貧困」這個概念有基本的定義，否則討論不可能繼續下去。因爲大多數人認爲貧困是跟收入與生産力有關，我們可以先從經濟得角度來看待這問題。單是從收入和福利政策的角度看，貧困就是某些人的財產低於某個程度，他們不能購買生活必需的。如果是這樣定義貧困的話，扶貧政策就只是給他們財政上的補助，使他們能夠購買生活必須品，僅此而已。這一種貧困定義叫做「絕對貧困」，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大多數都是活在這種狀態之中。福利，如果只是作爲最低生活需要的補助，最多只能使人脫離「絕對貧困」。

另一種主要的貧困類型是「相對貧困」。它是指社會中的一些人能透過收入（福利也是收入的一種）去脫離「絕對貧困」，但這程度的收入並不足以讓他們在「絕對貧困」以外再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他們不能提高收入，因此永遠停留在這個狀態之中。相對地，社會中另一些人的收入會逐漸提升，一少部分人的收入增幅更會比其餘的大得多，而陷於「相對貧困」的人往往是收入增幅最少的人。在富裕國家中的貧困一般都是指「相對貧困」。

面對物價增長，水、電、燃氣、交通、租金、通訊、食物等價格提升，「相對貧困」者要跑步才能留在原位，而跑步需要很大的動力。如果政策只向「赤貧」的人提供福利，那「相對貧困」的壓力就會比「絕對貧困」的要大，因爲福利政策能大幅提升「絕對貧困」者的生活質量，例如給他們提供公共房屋，收入補助，而這政策並不會舒緩「相對貧困」者的生活壓力，因爲他們去不到的福利不能幫助他們「脫貧」，因爲這緣故，他們的下一代有很大機會會停留在貧困的狀態，就算不貧困，下一代的出路一般也沒有其他人的好。不平等因此會擴大，社會流動會降低，而這兩者都是誘發社會動盪和經濟危機的深層因素。

另有一種貧困，就是一個地方的人缺水、缺燃料、缺食物，但給他們錢也沒用，因爲這些資源在當地可能是有錢也買不到。偏遠山區的居民需要走幾個小時的路去一口井打水，這就不是福利政策和扶貧政策能解決的問題。能夠影響這個問題的是發展政策，而它某種意義中又等於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用這個貧困或是「絕對貧困」的定義，再假設貧困是一個人權問題（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共產黨說「過去三十年中國人權狀況獲得很大的改進」並非虛話，因爲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的確使很多人脫離赤貧。問題是中國的政治不開明與制度性不平等和貪污腐敗使得貧富差距日趨極端，物價飛漲使「相對貧困」的壓力日漸沉重，社會因而動盪。

不認識貧困而產生錯誤觀念

不論是哪一種「貧困」，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貧困的人缺乏改善生活質量的能力。因爲這一點，我將這現象稱爲「貧困」，而不是「貧窮」，因爲「窮」所指的只是財富的問題。用能力來考慮問題，福利政策所補助的是「絕對貧困」人士的生存能力，但在這之上再沒有其他的功用。因爲貧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極大，所以在福利政策以上投入更多的資源定出幫助「相對貧困」人士脫貧的「扶貧政策」對社會所有人都有重大的正面影響。

常常認爲「福利養懶惰人」、「窮人騙福利」的人並不清楚社會是如何運作，不清楚貧困的「外部性」-受貧困影響的不只貧困者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不貧困其實是跟自己的出身、社會的教育政策、醫療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貿易政策、富裕程度等等全都有關係。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都不一樣，因此每個人在不同環境中生存，改善生活的能力也不盡相同。考慮到這點，考慮到這個世界大多數人都活在貧困之中，富裕並不值得自豪，因爲幸運並不是一件值得拿出來榮耀的事。

二、慣用的政策和它們的原理

對貧困有了初步的了解，我們就可以談應付貧困的對策。目前世界各國大多以福利政策和社會保障去應付貧困問題，而這兩種政策都是為改善貧困人士的財政狀況而設的。而增加能力這個更深遠的目標則主要由公共教育和醫療負責。在社會整體發展的問題上，國家都可以採取不同程度的工業政策，而環保政策、能源政策也會對國家長遠的資源問題有重大的影響。換言之，國家的每一項政策都貧困與平等問題有關，要思考如何「扶貧」，我們其實是在想我們想要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社會。

福利政策與社會保障

先說福利政策。前已經言之，福利一般來説是針對某些人的需要，用財政補貼的方法讓他們有最低的維生能力。這個政策的問題是，它可以定下一個很嚴格的要求，做成只有少數人才能取得輕微補助的問題。有些時候，領取福利的人必須在去工作取得額外收入和領取福利間作出選擇：領取福利條件過高的話就等於提高貧困人士的邊際稅率，減少貧困人士增加收入，改善自身生活質量的能力（絕大多數人都不明白或完全沒想過這一點，建議閲讀鏈結中的文章）。故此，領取福利條件太嚴格的話其實就會跟福利政策本身的目標自相矛盾。更寬容的福利政策能有效地減少貧困人士的生活壓力，更好的幫助他們提升自身生活質量的能力。

社會保障則是一種社會性保險制度。政府向所有人收取保險的費用，當一個人生病、失業、退休的時候，政府就可以利用保險金為這人提供一定的金錢補助或所需服務。在西方國家，保險金的來源主要是「工資稅」，由雇員與雇主各自承擔一半。收取到的稅金會投放在由政府獨立機構運作和管理的基金中作投資用途，確保保險金不會因爲通脹而貶值。「社會性保險」也有幾個運作方法，像香港的強積金，它雖然是明文立法，強制所有有收入的人必須交出收入的一部分作爲「保障金」，但強積金最多只是強制儲蓄，因爲它只容許交款人領取自己的一份儲蓄，而保險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出現事故的人將會接受沒有出現事故的人的補貼。任何保險都是這樣運作，這裡並沒有不公平的問題。

財富轉移

因此，真正的社會保障其實是一個財富轉移機制，中下階層人士出現風險的機率（低收入的工作穩定性較低，失業機會較高；低收入的工作容易帶來更多更嚴重的職業病，健康水平較低）遠比富裕人士高得多，他們使用社會保險的金額與機會就會更多。而且，社會保障的支付額會有一個上限，交錢多的人（高收入）並不一定能領回全數保費，而交錢較少的人（低收人）卻可能領取多於他「投保額」的保障金。因此，高收入人士會補貼低收入人士，使得中、低收入人士本來要用上大部分財產購買，甚至不能購買的服務，例如器官移植手術，現在只需要付出小量的錢（保費，收入很低的就連保費也不用付）就可以獲得。

同樣原理，教育政策和不以醫療保險運作的公費醫療都有財富轉移的組成：政府用稅款建學校、醫院，聘用教師和醫生，使所有人都可以免費或低價獲得這些服務。如果我們認爲只有「赤貧」的人才應該獲得公帑補助，免費教育和公共醫療又算什麽呢？爲何這些服務同樣對高收入人士開放（他們用不用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沒有這些政策，今天的中產人士有多少會活在貧困之中？先不考慮人道因素，單說經濟，假如政府不使用公帑聘用教師和醫生，這個社會的總需求一年會減少多少？在一個經濟體之中，你的支出就是我的收入，要思考政策–考慮要不要補助貧困人士就是一個政策問題，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就必須要考慮整個社會的福祉，所以我說考慮扶貧政策其實是考慮「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社會」。

不平等的影響

現代的福利與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始於「大蕭條」的年代，當時因爲經濟受到外來刺激而出現資金斷裂的問題，全世界的企業要減債，「去槓桿化」，大量減少投資和人手，因而造成大量失業。缺少福利與社會保障體系，失業的人就一下子陷於貧困之中，因此經濟體失去大量需求，使得經濟陷入嚴重的衰退之中。如果當時有福利與社會保障，失業與陷於貧困的人就能得到政府的補助，為他們提供收入，需求就不會減退得如此嚴重，經濟就不會陷入衰退的惡性循環。因此，強而有效的福利與社會保障體系有保護經濟的作用，對低收入人士增加一點福利對社會所有人都有好處。

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經濟發展也不可以持續，容易受外來的刺激而引致大幅波動。富人獲得大量財富，但因爲邊際遞減定律的關係，他們將財富反饋到社會的比例比中下階層的人要低。富人的需求再多也會有個限度，滿足了基本消費後，他們會將其餘的收入用於對本地經濟影響力較低的地方：投資海外、儲蓄、出外旅遊等。相對地，低收入人士的會將大部分收入用於滿足生活所需，而他們的消費場所都會在社區與社群範圍之内，也就是說，他們的收入有很大部分會變成其他中下階層的收入；貧困人士的收入增加，中小企業就能獲得更大的利潤。因此，對富人徵更重的稅，用這些稅款來補貼低收入人士並非「仇富」或「社會主義」（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麽），而是在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平等是一件值得投資的事情。

因此，「扶貧」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福祉，並不存在「佔用社會資源」的問題。香港政府每年都有這麽多盈餘，將這些錢儲起來並沒有太大的用途。這麽多錢，用於幾個大型基建項目也用不完，更何況基建也會面對邊際遞減的問題。反之，將部分盈餘投入發展人類資本（human capital），就可以增加社會所有人，尤其是貧困人士的能力（agency，不是ability），既可以幫助他們脫貧又可以增大社會流動性，整個社會都會受惠–社會的整體能力增加。下來再討論增加能力的方法。

三、能力路徑和稅制

解釋了貧困的概念和一些應付貧困問題的政策的原理，我們可以往下展開如何更有效針對貧困問題的討論。

貧困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活於貧困狀態的人並沒有辦法改善自己的生活，而這種行動能力（agency）的缺乏可以由各種原因造成，在現代的社會中，這主要是由於收入不足或工作不夠（失業、工時不夠或不能轉往收入更高的職業或職位）而產生。因此要減少貧困，政策以增加貧困人士的能力為目標，提高社會流動性，而不是僅僅提供最基本的幫助。

現在的綜援政策就有這個問題，它除了給一些貧困人士有限現金的補助外，並不想辦法幫助貧困人士脫貧，並且作出限制防止他們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現在扶貧委員會提出的「獎勵綜援者工作計劃」，實行時除了扣起領取綜援人士的工資外，跟會提高他們的邊際稅率，其實是在懲罰想出去工作以去提高家庭收入的人（提高邊際稅率等於減少邊際激勵）。這是一項很差的政策。

針對社會流動性的政策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類，宏觀和微觀。宏觀的政策包括經濟發展、社會保障、增加最低工資、更全面的教育政策等，這些政策的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形成一套較公平的財富再分配制度，最富裕的人爲社會付出多一點，貧困的人得到額外的補助，社會流動性就會大大提升。較貧窮的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醫療、晉升機會、更快樂的家庭，這樣他們就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會感受到自己是社會的一分子，於是仇富的心態就不會形成，社會就會安定。而進行要確保公平的財富再分配，除了稅制改革以外並無他法。

不平等的來源

大多香港人（與很多保守派人士）都視徵稅為洪水猛獸，認爲稅務是對他們的一種懲罰。這其實是一種「採櫻桃謬論」，提出這種論述的人只看到他們所繳交的稅務而沒有看到他們所獲得的福利。社會上任何一種經濟活動都跟稅有關：交通、教育、醫療、科學研究等等全都有社會補助的部分。就算是到收費昂貴的私立醫院求醫也是在使用社會資源，因爲培養醫生的學校全都接受政府的資助。如果是使用自己購買的汽車而不使用公共交通，汽車所排出廢氣會影響其他人的健康，這等於是社會大衆用健康來補助乘坐私人汽車的自由。

所以，香港人提出「反霸權」卻不提出，甚至反對稅制改革、公平的財富再分配、更多的補助貧困人士，其實一種精神分裂式的自相矛盾。「霸權」之所以能形成，對社會造成影響，莫不跟「稅」有關係。所謂的「霸權」的意思是一個財團或某人佔據絕大比例的市場份額，因此能夠控制價格或強逼消費者購買它的產品。

在這樣的情況下，「霸權」其實是在向消費者「徵稅」（經濟學的術語叫做「壟斷租金」，rent），而這種稅務並不會反饋社會，或以投資的方式增加社會整體或財團本身的生産力，因爲增加生産力就代表財團再不能動用市場佔有率去獲取壟斷利潤（產品增加價格就會降低）。因此，壟斷利潤會變成現金積壓在財團和財團擁有者的口袋中，他們的財富增加但對社會生産力的投資卻不增加，於是形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現象。

向富人徵更多的稅就是改變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法；政府可以透過稅制將富人口袋中積存無用的錢要出來，將之轉化為有利於社會整體的投資（這就是「社會整體利益」，但林行止不知道）。不要以爲對富人徵重稅就會打擊「投資意欲」/「工作意願」，因爲：1）任何公平的稅制都應該是累進的，富人應比較收入較低的人交更多的稅，因爲他們獲得社會絕大部分財富；2）美國二戰後的最高稅率在90%左右，往後的「黃金三十年」最高邊際稅率維持在70%左右；3）任何人要進行投資，開設企業，找工作都不會只考慮交多少稅，他們會考慮收入多少與社會地位；4）這一點值得重覆，最高稅率是針對已經是很富有的人，收入很多的人，收入較低的人按較低的稅率交稅。因此，有經濟學家認爲70%的最高邊際稅率是最有效稅率；能應付各種社會需要的同時並不會為經濟，甚至富人（因爲他們極度富有），帶來壓力。

對稅務的誤解

在談論扶貧政策時我們常常聽到「社會資源有限，要用來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這句話，但說這話的人一般不會提到香港個人入息稅最高稅率只有15.5%而企業利得稅只有16.5%，有很大提高的空間。所以，如果這句話是由政府官員提出來，他們就是在混淆視聽；如果是一般人提出，那就顯示這人並不懂得公共財政和經濟的原理。與此同時，在這麽低的稅率的情況下，香港政府每年依然可以保持龐大的盈餘，這就説明香港的稅制是極不平等，香港政府也沒有有效的運用公共財政去減少不平等和增加社會流動性。最簡單，香港的大學入學率偏低（20%以下，日本在50%左右），缺乏醫療、失業、退休保險制度，這説明了香港並沒有減少不平等和增加社會流動性的宏觀政策，宏觀的環境不改變，要去微觀的扶貧–針對貧困人士個人的扶貧政策–只會事倍而功半。

故此，要有效的使人脫離貧困，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思考如何改變形成貧困的經濟環境，除了要有經濟增長外，它還要製造出一個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和在分配制度，這樣就能讓大多數人脫貧，而且社會也會穩定，經濟發展也能持續，不會有太多大上大落的泡沫與危機。有了這樣的基礎後，我們就可以想如何用微觀的政策提高個人的行動能力，讓他們改善自己的生活。

四、資本和能力

要對付貧困這個問題，在福利、社會政策和財富再分配（在實際操作中，大多措施都是三者的混合）之外，更重要的是貧困人士能夠參與其中的社會整體性發展。若果缺少經濟增長，增加收入的機會就會減少，整個社會就會停留在貧困之中，造成絕對貧困。同理，如果部分人因爲各種原因（受到歧視、社會轉變、傷殘、長期失業等等），缺少參與社會的機會，他們也將會陷入貧困之中，不管整個社會如何富裕。前者是社會的發展，後者是個人在社會中的發展，而兩者之間有很大的關係。

經濟發展

社會的整體性發展屬於宏觀經濟範疇，依賴政治體採用適當的發展策略的能力，而個人的發展也為經濟發展所左右。舉一個例子，當經濟從農業主導轉爲工業主導時，高生産力（等於高收入）的行業會吸引更多勞動力，成為一個比從事舊有行業的人較爲富裕，更具流動力的階層，這對經濟發展提供很大的動力。但是，這種發展會同時損害舊有行業的利益，這些行業的從業者並不一定能夠或願意加入新階層，又因爲收入追不上新階層，又或者失去原來的生計（例如自耕農的農地遭收購，工匠為工廠所取代），他們就會成為新的貧困階層，並因此敵視新型經濟，成爲社會動盪的因素之一。近代史上的轉型往往有極大的社會性恐慌相伴，納粹主義、共產主義都是因爲這種不安而出現的反應。

因此，如要經濟穩定地發展，除了要保持經濟增長之外，政治體也需要找方法去減輕因不平等而起的對立和不安。也就是說，政治體的發展政策必須有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策略。如果經濟需要往技術性行業和自由市場轉型，它就要介入市場，防範上述所說的不良後果。日本與臺灣的工業發展就是在這種保護中進行，它們的工業政策除了增加對新興工業的投入，更保護傳統行業，幫助這些行業提高收入。

中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一下子私有化土地，而是透過承包制，一邊在邊際提高對農業生産的激勵，一邊穩定城鎮糧食價格，並利用鄉鎮企業走出市場化的第一步：生産力增加的同時，使負面影響受到控制（但行業的差異擴大就需要更新政策，制定能夠支持市場的制度，例如法治，而這是中共政權做不了的事，此是後話）。要經濟有序的發展，不管新興或舊有行業均需要政府的扶植和保護，只有讓提供足夠和即時的獎勵，本來衰敗中或缺乏發展前景的行業才能茁壯起來（工業化也需要保護和激勵，而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發展時期均採取保護措施，可參考Big Push model）。這是利用發展策略減少貧困的方法。

個人的發展

同樣道理也可以用於個人的發展。人可以因爲各種原因陷入貧困，如沒有外力的幫助，貧困者將難以以自身的力量跳出這個困局，加上社會環境和心理因素，貧困的環境只會製造更多的貧困者，久而久之就會形成部落民之類的現象。因爲貧困形成一種身份–社會性標籤–導致他們受到社會的排斥，加上沒有其他可失去的，貧困者也特別容易接受犯罪集團的招攬，成爲社會不安的因素。事實上，犯罪集團或所謂的黑社會的前身，往往是貧困者或社會中弱勢群體為保護自己而組成的互助組織。

故此，如想在源頭減少造成社會不安的因素，其中一個方法是讓貧困者和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有效的參與社會，容許他們在社會階層中流動：歧視和在政策上妨礙某些人融入社會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只會製造更多問題。要減少這樣的負面影響就要社會發展人類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原來得不到重視的人與其社會網絡做出制度性投資，藉此提升他們能透過自身的能力和社會網絡的力量來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這個著重個人與社會能力的互為關係的發展方法叫做「能力路徑」。這方法不單只為貧困者提供脫貧的機會，而且會大幅提高社會整體的生産力。教育、職業訓練、公共醫療、公共房屋都是不可或缺的發展機制，社會保障則能夠防止因爲各種風險，因工傷、失業、疾病等問題而產生的能力消退。

雖然如此，這些政策都有不足之處。這些政策雖然向所有人開放–所謂的機會平等，但這不代表他們會得到平等的結果。就算個人的能力相差並不太遠，因爲富裕的家庭能夠花大量的錢去參加社交活動以維持他們的人際網絡–對社會資本投資，不能作出這種投資的人就會處於劣勢，而這是哈佛商學院學生所面對的不平等問題。另外，這些政策缺乏針對性，不能夠有效地改變人因爲心理預期而決定行為的身份經濟模式；貧困家庭因爲生活環境而形成的習慣和觀念，再加上可支配收入的緊絀，使他們在心理上與實際上均難以做出有利於發展自身能力的選擇。

針對能力的政策

社會資本的平等發展需要各種政策，例如反歧視、累積稅、資本稅、更普及的教育等所支持，需要為處於劣勢的人製造更多機會，擴大他們的社會網絡並加深網絡各端的連接程度。而對人類資本的發展問題，美洲地區開始流行「帶條件的現金轉移支付計劃」（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此計劃不同於傳統的福利政策，不會只要根據貧困資格給財政補助，而是要求家庭達成某一些涉及人類資本的政策目標，例如到醫生處檢查（健康）或帶孩子上學（教育），只要達成目標，政府就會在原來的財政補助之外再給一些額外的獎勵。

這種帶條件的轉移支付有幾個好處。第一，鼓勵家庭將收入應用在對兒童發展最有利的地方。第二，將社會的發展跟家庭的發展連成一綫，對社會而言是一種有效的投資，而家庭則會更有激勵、更自覺的完成政策目標。第三，為貧困家庭改變行爲提供即時的獎勵，幫助他們打破心理上的困局，並同時增加他們的可支配收入，讓他們感覺到他們能透過自身的能力去改善生活。這種政策遠比什麽「儲蓄計劃」更爲有效，因爲貧困家庭能夠即時的感受到計劃的實際好處，而不是用遙遙無期的「累積資產」–扣除通脹和計算邊際稅率，家庭收入反而比領取福利更少–去欺騙貧苦大衆。

另外，在帶條件的轉移支付計劃底下，貧困家庭可以自由使用他們以完成政策目標賺回來的收入，到時候他們要為孩子購買高達或牛肉是他們的事，但因爲家庭的選擇增加，加上政策的指向，他們大多會選擇購買更多營養更好的食物，對孩子的健康更有利。換句話說，這計劃是以提高預算綫的方法來為家庭更有效的使用收入提供激勵。

因此，這種以「能力路徑」為原則而制定的政策，是跟傳統的福利扶貧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傳統的福利扶貧只是想用有限的財政補助讓貧困者得到最低水平的溫飽，政府不會在這之上增加福利水平，因為這種政策概念認爲增加財政投入會讓人對福利產生倚賴，導致有限的資源不能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要想持有這種概念的政府要更多的福利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而且這種思想容易讓人產生領取福利者都是濫用社會資源的想法，因此才會出現「資源不足」的歇斯底里心理。

換成「能力路徑」，心態就會不一樣。根據「能力路徑」制定的政策以發展人類資本與社會資本爲目標，因此對扶貧投入資源的多少並不是一項有去沒回的支出，而是會在將來產生收益的一項投資。假如回報增加，擴大投資額度就是一個明智的決定；有回報但不去投資，則是一件很笨的事。因此，「能力路徑」的實際效果要比傳統的扶貧大得多，並且更有説服力。

結語

很多社福機構只會從道德、社會義務或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要求公衆關注貧困問題，不能使公衆和扶貧的利益連在一綫；這種道德或社會義務，最多只能感染某些人從個人的角度作出投入，貢獻所謂的「愛心」，但不能説服社會作出政策性的投資，因此大部分公衆都不會要求改變政策，而政策也難以有成效。用道理和知識去説服公衆作出某種公共選擇，其實就是在進行審議式民主，也是在增加社會的能力。

不考慮扶貧的實際利益，而單純的根據意識形態提出意見，只會加深公衆對貧困的誤解。左翼說推倒資本主義和右翼的自由原教旨主義都不能有效的解釋和解決貧困。前者的提案會使經濟失去動力而後者的理念會造成巨大的不平等：將這兩種想法放到現實中只會製造更多貧困。

要解決問題就必須考慮現實，需要證據來支持理論，並使用驗證過的理論去做出系統性行動，這就是所謂的科學。發展的歷史、數據、案例告訴我們，自由市場需要政府的介入和扶持。同時，如果經濟缺乏市場激勵，生産力就會大幅下降，整個社會會因此變得貧窮。因此，社會所需要的是適度的干預和適度的市場：不能視稅務為洪水猛獸亦不能視財富為一種罪惡。只有跳出意識形態，用實證和邏輯去想問題，政治才可以變得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