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並非價值觀

多有人言「民主乃普世之價值，我輩當不惜一切以營之」。我對此不以爲然，因爲它混淆了價值觀與必要的社會政治制度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就算在所謂的民主發源地雅典，民主制度不是一種價值觀或社會的美德：他們所重視的價值是哲學思維，而公民應該利用這種思維去議論城中的各種事務（politics一詞源自politika，「城市中的事務」；polis指城市）。故此，雅典雖然「民主」，但他們可以擁有奴隸，女人與兒童只是男人的附屬品，而柏拉圖也可以稱揚非民主的斯巴達的美德，因爲在他們心目中只有某些人有資格參與城市的事務，某些人能比另一些人更有資格。明顯地，我們今天並不會認同這樣的「民主」。

就算在民主歷史悠久的北美國家，它們到五、六十年代依然不容許異族通婚，就算像加拿大雖然沒有明文法禁止，但它仍然是一種不可跨越的社會禁忌，教會並不會承認這種婚姻；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到七十年代才逐漸取消；英國要到二戰之後才容許殖民地獨立自主，而如不是戰爭大幅削弱了大英帝國的軍事力量，不見得印度的和平獨立可以出現。當時這些國家是否民主？是，因爲他們有民主選舉制度，而每個合資格的公民都可以投票與參選。但我們會否嚮往他們當時的社會？我想除了思想異常守舊的人之外，答案會是否定的。故此，我們希望在民主的基礎之上建立某樣的社會，這種希望才是一種價值觀。分不清價值觀與必要的社會政治制度，社會就看不清自身的路向。

「價值」本身也沒有任何用處，如果該價值不能為社會帶來良好的結果的話。故此社會不應為民主而民主，也不應為了價值而價值；建立民主制度是爲了建設良好社會。是否接納價值應取決於該價值的好壞而不是因爲該價值是否「普世」。曾幾何時，歐洲有一種所有人都接納，更直接點說是所有人都需要接納的「普世」價值觀-天主教教義（這裡指的是整個Christianity），故此當時的歐洲又可以稱為天主教世界（Christendom）。這種普世價值引來各種流血的爭端，從十字軍，到條頓騎士團到處征討異教徒，到宗教審判，到三十年戰爭，到征服殖民地，莫不跟普世的宗教有關。

其中三十年戰爭更是新教與舊教之爭，直到西發里亞和平，主權國家概念始形，主權國才可以選擇信奉天主教中哪一個教派-國家才開始可以自由選擇價值觀。個人的選擇則要到美國革命成立政教分離的國家後才正式出現，而美國的國父們大多並非主流的天主教徒，他們多是自然神論者，只要除去神，他們的思想就會和無神論者的思想沒有任何分別：自然與社會現象主宰人類生命，信不信神對人類的生活並不會有任何影響。從歷史來看，正正就是跳開所謂的普世價值觀，人類社會才可以出現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多元社會才可以誕生。中國古代也有一元的普世儒家思想。我相信今天的讀者不會因爲它曾是「世界普世思想」（「華夏」在古代等同「文明世界」）而全盤接受它。

故此民主本身並不應是一種價值取向；就算它是種價值取向，也不代表我們可以不加思索的接納它。因此「民主乃普世之價值」其實是一套缺乏實際内容的論述，它沒有說明民主的真正意義。審議式民主就在這種單純選舉民主的論述上推進了一步。一般人對民主的想法是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決定，但審議式民主並不認爲多數人的統治是絕對的：少數人有不受多數人侵犯的權利。這些權利並非單指人身自由、生命安全、言論自由等等的消極權利，雖然它們也是非常的重要；在此之外更有積極權利：教育、健康、就業、社會發展等等。假如一個人缺乏教育、健康、就業，我們很難想像他會是一個「自由」的人。一個人所享受的自由的質與量取決於他有多大的能力去實現他所希望看到的結果。因此自由並非簡單的不受外力約束，它還需要社會制度、社會的發展去盡量使一個人有去追求他所嚮往的自由的能力，是為積極自由。換句話說，審議式民主包涵了一套價值觀在裏頭：自由與良好社會應有最基本的底綫。當然底綫應是什麽，每個人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自由市場的範圍，福利制度的強弱，到核電與環保：民主就是圍著這些價值而展開的一種公衆討論與決策過程。

權利之所以是價值觀是因爲它們是一套對什麽是良好社會的一套論述。它們並非絕對，因爲它們只是政治概念，它們可以是錯的；過份的執著一個政治概念可以為社會帶來傷害。共產主義產生於因資本主義而帶來不斷的社會矛盾的歐洲諸帝國。它對資本主義的一些批評對現在依然適用，例如資本只集中於某少數人的手中，而資本必須持續運作才能回歸到資本家的手中，因此資本家必須不斷地以低價生産某項產品，直到社會不能承擔這種生産。但當新興的政治力量要把這套思想套用在社會每一個角落，正確的批評會演變成烏托邦思想而變質，信奉這套思想的人會認爲自已的一套是絕對的正確，而稍有異議的人就是「反動份子」。儒家思想因春秋戰國的大紛亂而興起，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它就變得僵化，禮教開始吃人。天主教是羅馬帝國因佔領以色列而引起的衆多反彈之一，後來與君士坦丁的權力慾所結合，它就忘記了本身的理念。

而民主卻不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一套務實的政治制度。如勉強的要說它是一種思想，它只能是自由主義思想中的其中一個組成。自由主義推崇多元社會，人在不侵犯其他人的情況下可以自由的追求他所嚮往的事物，不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在這基礎上再往前推進一步就是由各人組成的社會有責任提高衆人追求自由的能力：教育、醫療、勞工保障、商業利益、科學發展等等都不僅是公共政策範疇，更應要根據社會自身的發展而不斷進步，提高它們對公衆的覆蓋度。這個概念所要求的不只是單純的、消極的機會平等；社會更要做到某程度的能力平等，這就是上面提到積極自由的理念。假如社會是神權政體、君權神授的君主制政體、獨尊單一意識形態的某主義政體、高壓極權政體，在這些社會中，任何多元、容忍、自由的口號都必然是虛假的。這些單元、絕對的思想容不下多元的自由，也容不下民主，因爲審議式民主就是一套要求並容許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參與公共生活，決定社會路向，並容許社會逐漸改變的多元政治制度。需要留意一點，自由主義並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一套批判式思考系統。它並不告訴人什麽價值是對的，每個人都要動腦筋去想，思考、判斷價值的對與錯，適用或不適用。

正等於一人飢餓，他要進食以保存自己的生命，這樣他才可以去追求更高更遠的目標；如是爲了進食而進食，就是奢侈浪費。民主制度就是自由社會賴以生存的食物，而自由社會生存的目標是讓人類逐漸的進步。所以要求民主並不能只要求普選，我們還需要考慮什麽是良好社會，我們希望社會往什麽方向走。對一些不了解政治的人來説，民主可以是一個甚爲抽象的概念，但如果告訴他們民主對他們的生活、子女的生活有什麽必然的影響，他們就能慢慢知道民主的作用，因爲他們能看見前路。當我們有了初步的共識，社會就必須更深入的討論這個共識，並在這基礎上確立一套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得出所謂的社會契約。缺少了民主，社會就沒有機制去確立並更新社會契約，也就找不出自身的路向。這就是香港作爲一個後殖民地政治體迷失了十多年的主要原因。

極權政治必不容忍自由社會。一個抱有單一思想的政府不可能對人民負責，因爲人民有千百種：有自己的愛憎，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渴望。人民也可以不認同政府，但政府卻不能控制人民的思想，除非它能夠放棄經濟發展，以蒙蔽人民的耳目，使人民在垂死間掙扎的方法以鞏固它的權力：人民沒有知識、沒有溫飽就不會有力氣提出反對的聲音。北韓政權就是以這種使人民半生不死的方法維持自己的政權，三十多年前的中國也是轅出一轍。但要發展經濟，使國家邁向文明，如沒有自由，社會則必然不能進步。自由與現代經濟並不可分割：市場經濟需要言論與思想自由，否則科學就會停滯，商品就不會多元；要有平等合約與契約自由，不確定性太大生産者就不會投資；要有教育醫療保險以釋放公衆的消費力；要有嚴格監督權位者的制度以維持能力平等。眼跟著別人的步伐向前望，腳步卻畏縮不斷往後退，這人非跌倒不可。這就是中國的現狀。環顧中國歷史，最文明最發達的王朝全都是相對自由的王朝：文景二朝採取黃老政治；東漢著重士人敢言的節氣；唐代是個多種民族多種文化的大溶爐，而且它更建立了一套相對「法治」的制度框架-律令與科舉；兩宋則拆除坊里的高牆以帶來資本主義的雛形。

不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就會害怕人民抱有與它的不同價值觀，因為這樣會暴露出它的思想已經遠落後於社會與它對社會的無足輕重。所以這等政府會提出「強政勵治」、「強勢政府」等等口號，蓋有強政則必有弱民。民既然弱小，政府與既得利益者就可以主導一切討論，自由社會的根基就會受到動搖。但假如有民主政制而政府卻由一批思想與現實脫節的人所操控，自由社會也會受到破壞。現在的民主國家就有許多這樣的例子，美國的共和黨、英國的卡梅隆聯合政府、與歐盟的歐洲委員會都是在打同一套套路。它們所開出的緊縮政策莫不輕視普羅大衆的民生而偏重跟他們距離相近的銀行家、企業家與投資者。在傳統上，政治人物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以延續他們的政治生命，但全球化下的資本自由流動與因這個現象而成立的國際組織則可以為政治人物提供民主選舉以外的機會：他們只需開出符合這些組織與資金意識形態的政策就可以從這些組織之中獲得高薪厚職，因此他們就可以視民為草芥。故此民主不足為憑，更重要的是公衆如何以社會契約監督當權者，使他們不要偏離良好社會的路向，就算他們是利用民主機制上臺的。要做到這點，社會就必須對自身的前路有所概念，這樣才能避免政治人物操縱制度去滿足一己之欲望。

故此我們不應民主作爲一種價值觀而去做出追求：民主乃現代社會、現代經濟最根本而又必須的制度，我們應以民主制度追求更良好的社會。單説民主而不說良好社會就會顯得目光短少。孫文有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只要我們認同、渴望多元自由的社會，民主並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