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高鐵事件的震撼與影響力遠高於其他社會衝突，這可能是中共中央與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事情。出現這樣的現象的原因是，全世界都知道政體背後的問題，只是缺乏一個足夠大、能讓所有人共同正視問題的事件而已。全國各地的社會衝突對大多數人來説是個別事件，停留於地方層面；汶川、青海地震可以歸咎於天災；三峽大壩與南方旱災的關係可能不能直接確定；通脹的影響力需要時間才能體現，同時它並不是對等的影響所有人。高鐵卻不一樣，鐵路是中國每個人都要使用的交通工具，尤其是春節前後，鐵路的問題是所有人的利益問題；政府對興建高鐵的宣傳又加快、加大事件的影響力。再加上互聯網-通信技術的發展，賦予公民突破封鎖、進行單獨傳播、驗證信息的能力。政府只能選擇以下其一：發展技術，使社會進步，讓人民知道社會問題或停止社會發展以維持政權穩定。
明顯的是中國的發展早已超出這個政體的能耐。中國人的生活質量本可大大提高，但政體在拖人民的後腿：禁止民間工會與公民社會組織發展、司法制度偏坦政府與企業、封鎖消息以愚弄世人。更甚的是政府的下級爪牙：城市管理隊、鄉鎮政府、地方警察、各種部門與機構，會比它們的主人更狠毒，輕則受賄、玩忽職守、徇私枉法、固步自封，重則毆打殺人、強暴婦女、興治冤獄。這並不是奸臣當途，幾個高官弄權的問題。這是政體問題：連總理溫家寳要「反常識」的下達救人的命令，可知的是這政府並不是一個「爲人民服務」的政府。其中只有内鬥，割據山頭。官員爲了利益而各自為政，部門間互不聼從，沒有全盤政局與發展方向可言，所以改革開放三十年依然停留在「摸著石頭過河」，卻不知道或是索性蒙蔽人民，「河」已經過去了一大半卻倒著來摸後面的石頭的這個事實。明代有朱翊鈞「斷頭政治」，元首躲在一角不理政事，但各部門的士大夫依然會為了國家大局而各自工作。今天中國卻出現「砍頭政治」，身體不聼使喚，先毀掉耳目再用自己的手砍下自己的頭顱，身體各部只依著神經反射蠕蠕而動。
觀察各項施政就很容易看出這現象。因爲分稅制的激勵，地方政府勾結地產發展商不停的圈地、拆遷以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也導致房價不停上漲。因爲國企與出口商的貿易利益，人民幣一直不能上升到合理水平，人民購買力因此一直低下。因爲要吸引投資與降低出口成本，工人工資一直被壓低、缺乏工作環境安全的保障，更不容許組織民間工會進行罷工與集體談判，富士康工廠爆炸一案居然可以爲了一個企業而禁止記者採訪並封鎖消息。農民的生計一直是中央會議的重要課題，但現實中農民只有不停的被逼遷、收地，出外工作的「農民工」因為戶籍關係，又加上收入低，沒有社會保障，不能在城市安居樂業，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處處受到限制。要發展内需，卻又實行貨幣緊縮政策，又有只適用於内銷產品的增值稅提高内銷價格使產品偏向出口。要推行反歧視政策，卻有以身高、樣貌作爲錄用標準的公務員體檢制度。每一道政策必有反其道而行的另一套政策。可笑的是，逆行的政策在現實中往往是優先執行，因爲中央政府並沒有建立法治體系，認爲法治約束政府權力。政府任意而為，放任的結果是政府對中央各部與地方爪牙也管制不了，出現養虎不飽食而反噬主人的現象。
因爲縱容，虎的胃口只會越來與大，索求只會越來越無理。鐵道部掩埋殘骸，不救人先通車，就是按著這種「虎」的邏輯而作的舉動。這種政體下出現一個抗命特警實屬難能，但這樣的特警最多只能拯救一個生命於虎口，卻不能拯救黎民百姓，因爲這個政體中猛於虎之事比比皆是，要在體制中不變成猛虎已經很不容易。今天人民廣泛意識到這個政體已經不可以信任，只要下一個全國性事件一出現，人民就該會坐下來想一想如何撲滅這頭老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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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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