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政治的文化（二）

之前說了一次，始終不明白爲何這麽多人喜歡玩非黑即白的遊戲。現實世界非常複雜，不是單單抛出幾個概念就能應付所有你希望解決的問題。一個人的主觀願望跟世界如何運作沒有直接的關係，世界、宇宙、大自然可不會管你怎樣想。再者，就算主觀願望能夠實現，這也不代表世界會變得更美好。想「改變世界」，你需要明白世界怎樣運作，這樣你才可以知道要怎樣變，也要同時明白自己的願望是否實在，是否真正客觀的有利。如果願望不實在，純粹爲了滿足自己的願望理想而要說「變」，我想，該改變的應是「幻想主義者」自己。

要改變也需要有方法，不能以爲「行動」就必然能引起改變。行動是什麽？在街上走一轉是行動，在家中跳舞也是行動，這些行動明顯不能改變任何事。有效的行動是針對問題所在而觸發和設計的。正等於一個機關一樣，它是利用了各種自然、物理、心理的因素去形成又相連的活動，當條件充分時，例如獵物到了一個不能逃脫的位置，機關及時發動才能生效。太快或太遲都會錯失機會，過敏或者遲鈍的機關會讓獵物輕易跳脫。

這道理用在政治上也是一樣。時機未成熟而强行推出政策就是不合時宜；時機成熟了但不推出政策就是當斷不斷。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1929年的大蕭條。假如不是這次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大多數人也想像不到這種政策的重要性，要在之前强行推的話大多人將無法接受，亦會面對很大阻力。所以英國社會主義者/工黨採用了Fabian policy，放棄武力革命，轉用用潛移默化的方法去改革他們的社會。

Fabian policy這詞語源自Fabius Maximus在第二次Punic War所使用的策略。當時羅馬面對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分別在Trebia和 Lake Trasimene喫兩場前所未有的大敗仗，損失了訓練有素的部隊，全國陷於慌亂之中。鑒於在戰場上羅馬的指揮官完全不是漢尼拔的對手，再徵調兵源組成新軍隊跟漢尼拔會戰衹不過是提前送士兵去見Pluto，臨危就命的獨裁官Fabius決定避免跟漢尼拔在戰場上一較高下，而改爲防禦式戰略消耗：如果對方善於會戰，衹要不給他會戰的機會他就無計可施。

這個決定在國内上引來很大的不滿，年輕的一派認爲Fabius是保守懦弱，堅決要主動攻擊漢尼拔。以Minucius爲首的這一派趁Fabius 在承擔祭司職務不能指揮軍隊期間違反Fabius的命令對漢尼拔發動攻擊，也讓他成功逼退了敵方幾支部隊。這次戰術上的成功讓他獲得大量支持，這種政治壓力迫使Fabius分一半指揮權給他。但這次行動完全沒有戰略意義，也沒有決定性的戰果；這次行動反而讓漢尼拔看清楚羅馬方面的指揮官不和，衝動派改變了避戰的策略，渴求在戰場上僥幸一勝。對付衝動的對手可就簡單了，當Minucius所率領的羅馬軍突然發動猛攻時，漢尼拔就讓前綫部隊後退，形成戰敗的假象讓對手踏入佈置好的陷阱。羅馬士兵就在陷阱中遭到迦太基軍的屠殺，直到Fabius帶領他的半支軍隊趕入戰場才能將Minucius救出來。

現代人缺少戰爭的經驗，尤其是盛平日久，以往在戰場上用血所換來的教訓都在大衆的記憶間消失殆盡。沒有第一身經驗也不要緊，因爲學問和書本的作用就是要將這些經驗記錄下來并流傳開去，避免後人再犯同樣的錯誤。奈何我們的社會不重視歷史和學問，當我們侃侃而談政治的時候，好像嘴巴所說，腦中所想的絕不會對局勢有任何影響一樣。又或者再差一點，論者衹想到自己所提出的有無限好處，絕不存在任何風險和成本。須知道，在現實世界中任何一個行動都會有成本，做了一件事就代表不能同時做另一件事，前一個行動也可能會導致後一個行動更難實行，所以任何有效的計劃都必須要善用資源，包括金錢、人際關係、信任、政治資本和時間–很多人都忽視時機的重要性。

假如以現有的資源不能立竿見影，不能即時達到你想要的效果，你就應該用僅有的資源去營造更多資源，使自己逐漸取得優勢，而不是衹要有賭局就孤注一擲押上全副身家：後者是Minucius的做法。今天還有人叫泛民議員總辭，就是想用稀少和難以回復的資源去進行一場豪賭。輸了，就難以再有翻身之日。就算是押中了寶「贏了」，我也不知道可以贏得什麽，局勢會如何改善。這賭局成本風險遠大於利益，即是廣東話所説「贏粒糖輸間廠」，我想不明白爲何會有人願意下注賭。

當然，看到這裏，又會有人批評說「除了這些方法以外，就沒有其他方法了。你說這麽多爲何你又不提出方法來？」首先，連局勢都未分析妥當，提方法來有什麽用？還未對症就胡亂下藥，這些「藥方」不毒死自己也會轉移自己的視綫，妨礙治療進程：現在首要任務是弄清楚病在什麽地方。第二，世界上有件事叫做軍事機密。好方法是隨便向世人公佈，生怕對手沒有時間做準備是不是？連對現實的基本認識都沒有，還談什麽方法、策略？第三，衹要不要二元對立，非我即敵，看清楚文章裏面的分析，我已經提供了足夠的綫索去説明方法在什麽地方。

George Orwell說過以下這段話：

The point is that we are all capable of believing things which we know to be untrue, and then, when we are finally proved wrong, impudently twisting the facts so as to show that we were right. Intellectually, it is possible to carry on this process for an indefinite time: the only check on it is that sooner or later a false belief bumps up against solid reality, usually on a battlefield … To see what is in front of one’s nose needs a constant struggle.

我們都應好好反思一下。到真的要上戰場時才想通就是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