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乏的GDP第二位

一個多月前的數據顯示中國的GDP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中國的經濟實力依然離發達國家水平有一段很大的距離。不用其他指標，只以人均GDP算，中國2010年每人只有10,160人民幣/3,999美元（2010 IMF）。與其他國家比較，日本的人均GDP為42,239美元；非洲發展中國家安哥拉的GDP總量為850億美元，世界排名62（2009 IMF）,人均GDP為4,793美元，比中國還要高。中國人民對第二大經濟體這個名銜實在是沾不上半點關係。

很明顯的，GDP是一個粗糙的指標——它只能反映社會發展的一個層面。人均GDP也只是一個平均數，貧富差距在這標準裏面並沒有反映出來。再者它也沒有顯示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例如教育、健康等。中國人均GDP低於安哥拉跟中國的人口基數有關，因此並不代表中國人均生活水平比安哥拉低；中國人的健康可能比安哥拉人更好。衡量人們實際生活、發展中的幾個層面會比只是衡量GDP（收入）更能反映實際的社會問題。現時關於這方面的標準的有人類發展指數（HDI）。

HDI指標由預期壽命、教育水平與人均GDP三個維度所組成。每一個維度在HDI裏均佔1/3的比重（具體計算方法，UNDP）。這種綜合性指標反映了除了收入以外，社會發展中對人類生活水平的影響，也可以從不同維度進行比較，因此比GDP能更準確地發現問題。下圖是中國、埃及的綜合HDI指數與HDI人均GDP維度的比較。這比較顯示了中國與埃及的人均收入處於同樣的地位但在綜合HDI上中國卻高於埃及數個百分點。這反映了在中國在HDI裏所衡量的生活水平比埃及要高。同時，也發現收入與其他維度的落差依然是中國發展的一大問題：相對高的教育與健康水平並不能提高個人可支配收入，因此個人的選擇能力（對消費、投資的選擇自由；以收入提高其他生活品質的自由）相對的低。按HDI指數比較，中國的排名是92位（0.772，中度發展）、日本第10位（0.960，極高度發展）、安哥拉第143位（0.564，中度發展）。以這個排名來看，HDI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衡量標準。

但HDI的問題跟GDP一樣，是綜合性平均數據，一些重要信息會給隱藏起來，例如，加拿大與美國的HDI與人均GDP比較跟上圖很相似，但解讀方法卻完全不一樣：加拿大HDI比較高但人均GDP較美國低，這是因爲美國GDP總量高，但對公共教育與公共醫療體系投入較少的原因有關；這數據並沒有反映出各種人群的實際生活狀況與問題，例如，美國的高度收入不平等。另外，這種標準並不能反映因爲各種特徵（出生背景、性別等）的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生活水平。中國巨大的發展差異並不能在國家級HDI裏體現出來。

來源: “Access for All"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08

地區級的HDI指標顯示了中國發展中的地理差異。上海（0.911）屬於極高發展地區，北京、天津、浙江、廣東、遼寧則屬於高度發展，其餘均屬於中度發展。這個分類可以看到地理是不平衡發展的一大因素——東、中、西部存在極大的差異。

來源: “Access for All"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08

另一個差異是城鎮與農村的。從90年代開始，城鎮的人均收入開始跟農村的拉開距離，也就相對於城鎮人，農村人透過收入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能力遠為低，並停留在一定的水平。對糧食的價格、土地擁有權與戶籍的限制都注定了農民不能有選擇較高收入的自由。（注：在教育上，中國的綜合入學率只有68.7，因此利用教育改變生活水平有一定的難度。）

來源: “Access for All"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08

收入低的同時，農民的健康水平也遠跟不上城市水平。上圖表示了農村產婦在生育的過程中會面對比城市產婦更高的風險。除了城鎮與農村的二元、不對等發展外，城鎮本身也存在著不平等發展的問題。

來源: “Access for All"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08

流動人口（由農村流往城鎮）的產婦死亡率遠比戶籍/常住人口要高。一個明顯的原因是在現有戶籍制度下，流動人口到城裏打工的農民（所謂的農民工）並不能加入當地的醫療保險體系（由所謂省級市，如北京、天津和省負責），由或者是加入是會面對種種困難或高昂的費用（又或者是醫療費用收費高；現在中國醫療保險體系下，保險支付費用若干百分比，病人支付若干百分比，在收入低、費用高的情況下，醫療保險並不起作用）。

HDI指標雖然並沒有指出上述的具體問題但它對人類能力的發展——健康（壽命）、教育、收入——做出概括性指示。在HDI的概念下，更細節的指標，例如，產婦死亡率，可以補充HDI的不足，對一些影響生活水平能力的特徵作出更清晰的顯示，從而對這些“能力”作出針對性的措施。這是阿馬蒂亞‧森（Amatya Sen）“能力路徑”（capability approach）的焦點所在（HDI也是從“能力路徑”的基礎中發展出來）。在這概念中，貧困是因爲把收入或資源轉化成生活品質的“能力”出現缺陷而出現的，因此它並不只是收入的問題。能力的缺陷可以由多重因素/特徵組成，例如，出身、教育、身體或精神障礙、性別、性取向、疾病、宗教等。每一個特徵對能力的影響可以在不同方面被體現。以教育為例，一個人的教育“能力”可以被個人對接受教育的意願（個人對教育的投資）、社會的教育制度（社會對教育的投資）與對教育（例如，符合個人意願的學科與發展空間）的選擇所影響。換一個方法說，能力=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自由與權利。在這三方面，中國的表現依然是糟透的。收入低意味著接受教育的機會成本高與能力低，社會保障存在嚴重問題，自由與權利更是不用提了。

更甚的是，有一些人群會因爲他們的特徵受到不平等對待——歧視。身心障礙者、婦女、兒童（尤其是孤兒）、少數民族等。以身心障礙者為例，他們會因爲身體殘損的特徵而不被接受上學的情況依然存在，6-14嵗的身心障礙兒童的就學率比非障礙者低達約30%，在就業上也會因爲身體特徵而被拒絕。身心障礙者，因爲他們的特徵，往往是貧困人群最貧困的人，這跟他們的個人能力並不一定有關係。他們所缺乏的是機會與作選擇的自由。

因此，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依然是一個非常貧乏（deprived）的國度。大部分人收入低、農民沒有選擇的機會、弱勢社群受到不平等對待。當然，這些都是發展中國家要面對的困難，這些問題都不能在一時間解決。但是，我們再以GDP與HDI比較，中國GDP的高速增長並沒有為大部分人賦予或改進他們改善生活水平的能力。中國的貧乏是貧乏在對於生活自主的自由。GDP增長不代表大部分人的能力有改進，但反之，能力的改進必然會提高整體GDP的增長，因此針對能力貧乏的人做出經濟政策會比單純的GDP增長有更大的影響力。這是“往上流經濟學”（trickle-up economics）的概念: 能力最貧乏的人獲得生活水平改進后，他們消費信心會大大提高，加上“乘數效應”，整個社會的信心也會提高。使用邊際的概念，窮人收入增加與消費增加的比例會比富人高，因爲窮人一直生活在貧乏狀態。再者，窮人的消費一般會面對跟他們有貼身關係的服務，帶動中小企業發展。另外，當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後，富人會把多餘的錢放在投資上，而這投資的一大部份很有可能會投到國外（發達國家的收益一般來説更安全）或是到房地產上。資金投到國外便不會在當地經濟裏循環再生；房地產投資只會提高房地產價格，令一般人擁有資產的能力降低。

中國要持續地發展，她必須更重視能力的發展：增加人力資本的投入、平等機會、提高自由與公民權利。能力的改進只會增加社會的信心與穩定度，這跟穩定發展路向並不衝突。從以GDP作重點到以能力作重點的發展，這是突破第二大GDP地位但依然貧乏狀況的主要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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