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沒有自由意志？

簡短的答案是：沒有。我們的想法與做出決定的因素均受到自外界的左右：生理因素、個人經驗、教育、社會道德規範等。我們不可能去作出違背我們腦袋的決定，簡單的說就是腦袋是我們的真正主人，而非我們的意志本身。舉例說，腦袋發出信號告訴我們「飢餓」，我們所能做的決定只會是跟「進食」相關，什麽時候進食、在什麽地方進食、進食多少等，在「飢餓」的信號下，我們並不可能不做與「進食」有關的決定，因此我們的意志並不自由。

這一結論引發出來的問題是，假如說我們沒有自由意志，那將代表我們不用我們的行動負責，因爲我們並不能左右自己的決定。這主張將推翻傳統法理的懲罰理論。法理認爲，只有對自己行爲有判斷能力與足夠意志的做決定的人才可以受到懲罰，因爲假如一個人的行爲是受外力所操控，這代表這個與行爲人的意願並沒有關聯，他的行爲不代表他的本人，所以他不應該受罰，這也是法律不對兒童與精神病人判刑的原因。因此單從沒有自由意志的結論往下推，結果是所有人都不應該受到懲罰。有些人可能會因此認爲承認自由意志的不存在等於是推翻整套法律制度。（對某些人而言，這結論可怕的是在於它推翻了整套神學思維，天主教把罪惡的存在歸咎於個人的自由意志，因此上帝不用為罪惡負上任何責任。）

事實卻不然。沒有自由意志不代表沒有選擇。再以上述「飢餓」–「進食」為例，我們的腦袋發出「飢餓」的信號，要求我們「進食」，在「飢餓」的限制下我們可以就「進食」作出一系列選擇，根據以往的「進食」經驗，決定這次「進食」的方式。每一個選擇都有優點、缺點與認知經驗，我們會因爲這些優點、缺點與認知經驗做出一個「進食」的方案。我們應該盡量選擇跟我們認知（透過經驗總結、學習得出）一致的決定，例如選擇不過度進食，因爲這會引致疾病。換言之我們需要為這些「進食」選擇的影響，而非「進食」的意志負上責任。同時我們要留意某些人的選擇可能會比較其他人少，例如厭食症與暴食症患者，他們腦袋發出與其他人不一樣的信號，影響他們的認知能力。因爲這種不一樣的信號，我們不可能要求他們作出選擇可能以外的選擇（同理，不可能要求同性戀人士作出異性戀的選擇），所以我們並不能責怪他們。因此，正義的理論會要求我們根據行爲人選擇的影響力（負面？正面？），對行爲後果有沒有認知與行爲人有沒有能力改變這影響這三條來決定要怎樣約束一個行爲人。

以此推論，傳統懲罰理論的確是錯誤的，因爲它只考慮行爲人的意志與行爲的相關性，而非行爲人的經驗與認知對影響力的作用。然而，這並不會影響到「現代」（意指最新的科學論述，而非僅指「當代」）的刑法系統，因爲現代的「刑罰」概念早已經超出「懲罰」的範圍。一個正義的「刑罰」要根據行爲人的認知能力與改變行爲影響的能力去量刑。因此一個同樣的影響力（盜竊）會因爲不同行爲人的認知與能力的不一而獲得不同程度的量刑。「刑」在這系統裏的功能並非懲罰，而是賦予行爲人一個改變的機會。因爲我們沒有自由意志，所以意志是不變量，，反之，「認知」是根據經驗、外界影響而來的，所以它是個變量。因此，正義會要求我們以改變認知、增加個人能力（變量）的方法去減少負面影響。

由此觀之，死刑明顯是錯誤，因爲受刑者在犯罪是有意志與認知上的限制，再來是刑罰並不能改變犯罪者的認知，因爲受刑者會失去生命。再往下推論，但凡主張以處罰行爲人以達到「震脅作用」的説法都是錯誤的。犯罪學告訴我們犯罪者在犯罪的時候一般都處於「風險偏好」狀態，也就是說犯罪者在犯罪時一般並沒有考慮到後果，也不會考慮懲罰。因此，更有效的教育與社會政策，更平等的社會環境比起懲罰更能夠減少犯罪，因爲它們能夠改變認知與增加改變影響力的能力。「刑罰」的另一種功用是爲了顯示法律是正義的，並且它會被執行，這種顯示也能改變認知。研究顯示「嚴刑重典」並不會帶來正面效果，反之，它只會帶來「殘暴效應」的負面影響，因爲「嚴刑重典」是在向社會灌輸「殘暴是可以接受」的意識。犯罪者在這樣的懲罰系統中也沒辦法改變自身，改變他們的行爲，因爲監獄與刑場並不是很好的教育場所。

雖然說現代刑法系統已經超越了「懲罰」，但並不代表「懲罰」並不會左右我們的認知，因爲懲罰理論長時間影響著道德哲學與法學的思想，神學更是把自由意志與上帝的審判連在一起，因此同性戀、墮胎、自殺都被視爲罪惡行為。這一點很是諷刺，自由意志論為我們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種種不合理的限制，與其說是自由意志還不如說它是社會某部分人強加社會的意志。我們得承認我們的局限要才可以獲得有意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