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法補充法例是常態,問題在於法制不規範

一些人認為人大釋法是「演繹、補充,甚至修改了本地法例」,所以這次釋法是錯誤云云。

假如我們不理會釋法的是人大,或者中港矛盾,或者《基本法》的角度去看釋法這個行為本身,釋法「演繹、補充,甚至修改了本地法例」就是錯誤嗎?如果我們看外國民主國家最高法院的解釋憲法判決,它們大多有補充、修正、規範、甚至推翻現時和地方法律的作用,我在這裡簡單的解釋一下原因。

假如我們是在一個正常的法律體系之中,憲法/政爭議將會是在政府或政府機關行為與某些行為產生矛盾時出現。常見的例子是法律對某行為作出限制,而行為人認為憲法對這行為作出保護,爭議點於是就憲法所保護的到底是什麼,政府法律是否合憲,在什麼場合下合憲或違憲。這種案件會從地方法院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接納案件是因為它認為這案件中的法律問題對整個法律制度有足夠的影響,而這個影響往往跟憲法的意義與如何反映在其他法律中有關。

故此,憲法解釋的結果往往付有具體的測試、規則、特定條件等,藉此說明一些憲法概念,例如人權是應該如何在中央或地方級法律中實踐。因為具體的確認憲法如何實行,與這憲法解釋有關的法律,尤其是與之有衝突的,因此也需要遵守這些具體規則、測試與條件,即是在法律必須融入上述的解釋與規則才能算是合憲,否則就是違憲,法律會被視為無效所以,樣的憲法解釋就會有「類似」修法的效果,因為法院是以填充方式解釋憲法。

最簡單的例子,某些國家的最高法院審理並容許同性婚姻其他就是法院以解釋人權的方式說婚姻法違反人權,中央與地方的婚姻法婚姻為「一男一女」的定義不符合憲法規定,人權是平等與一視同仁,故此法院自動將婚姻的定義以憲法中人權的意義填入,故此同性婚姻自動合法。(例如:Halpern v. Canada,這案不經最高法院,因為所有法院都有引用憲法解釋法律的義務。

我們可以認同或不認同任何機關提出的法律解釋,如美國最高法院Citizen United一案認為公司企業有與自然人一樣的言論自由就是完全不合理的判決。而當時的最高法院為保守派所控制,所以反對這判決的人認為這是保守派的立場凌駕了法律。就算判決再不合理,這並不代表司法解釋不可以補充、修正、規範、甚至推翻現時法律,這是憲法解釋必然會做出的事,所以不是反對的理由。

我們可以指出人大常委會並不是法院,常務委員也不是法律與憲法專家,我們難以相信常務委員比法律專家有公平地解釋憲法的能耐與資歷。假如常務委員有這種資歷,我們就可以問中國最高法院,花了畢生精力從事與研習法律的法官是有什麼用的。假如我們是正常國家,要走法院程序,釋法應由最高法院作出。但目前《基本法》規定就是這樣,我們可以說《基本法》與中國憲法有系統上的問題,但補充、修正、規範、甚至推翻現時法律不是我們所要說的問題,因為這是釋法的正常表現。

真的要改變規則,我們不能想朱凱迪一樣要求廢除《基本法》158條,因為這樣的想法就是漠視中國主權,認為中國與香港是兩個完全互不重疊的政治與法律體系。真的要改就要設法使制度變得合理,使制度運用一致的邏輯與道理去與大眾溝通,這樣才能說服人現在人大釋法就缺乏這個溝通與說服的過程。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立一個憲法法庭,專門處理國家的憲法問題,包括國家法律與特區法律重疊的地方。這個法庭除了能緩和中央與特區間的觀點衝突外,也符合國家一直提倡「依法治國」的方針。這措施既是兩全其美也是一石四鳥(中、港、台、澳),我想不到有什麼原因去反對這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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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釋法是法治問題,但不是香港的法治問題

人大釋法這件事,一般香港人可能會認為損

人大釋法這件事,一般香港人可能會認為損害香港法治與司法獨立云云,但這個是真正的問題嗎?一般人怎樣想說一回事,那些大律師、法律教授也都這樣想就只會顯示香港的法律教育與政治知識有多大的問題。

「一國兩制」並不是香港獨有英國的蘇格蘭、加拿大的魁北克、美國的路易斯安那都是歐陸法系的轄區。就算是採用不同法系,在刑事與憲法問題上它們都得遵從聯邦國家級法律與國家最高法院對法律的解釋。這是因為憲法適用於整個國家兼所有地方級政治體,地方級政治體的自治權力來與使用不同法系的權利均是來自一個國家的憲法。香港的「一國兩制」更具體劃分香港法律與中國法律兩個體系,但在憲法問題並不脫離上述原則。

因主權移交而制定的《基本法》,其就是中國憲法,所以香港法院審理有關《基本法》的問題時必須考慮到中國憲法的條文與意義,亦即是中國憲法的影響力早已滲入每一部香港法律裡,因為所有香港法律法源都是《基本法》。所以,香港的司法獨立又好法治又好,去到最終都是建築在中國憲法上。不過一般法院處理的問題不涉及憲法,所以一般人不察覺就是了。司法獨立只是行政法、刑法與民事訴訟上的獨立,只有問題一涉及憲法,尤其是與主權有關,這就不可能獨獨是香港法律體系的問題。

《基本法》從中國憲法中延伸出來,這就是一國的前提,所以香港的任何政治行為都不能違反中國憲法,亦即是損害或否定中國主權,違反就會視為無效與不合法。如果中國憲法與《基本法》明確規定人大常委會能對《基本法》提出解釋,這個行為就自然地合法符合中國與香港的法律規定。反過來說,說人大釋法損害香港法治與司法獨立就會與上述的法律邏輯相矛盾,故此法院不會亦不可能接受這種說法。

既然人大釋法合法,那它是如何損害香港法治與司法獨立呢?在憲法的問題上,你說香港法治與司法獨立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你不同意這法律規定,那你就只能提出香港與中國是兩個互不重疊、互不隸屬的政治與法律體系。那就是兩個不同主權,你這樣說就是提倡港獨了,而這個不是法律論述而是政治主張。當然,如果你是要提出這個主張,你要進入中國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受《基本法》與中國憲法所約束,就真的是挺耐人尋味了。

所以,要從香港法律體系角度上反對人大釋法這個合法行為在法律與政治邏輯上是一條死胡同。既然《基本法》來自中國憲法,你不可能單說《基本法》與香港法律體系的法治,因為法治這個概念是一個法律體系是否正當、合理的思想根源,而《基本法》又源於中國憲法,你怎麼能夠只是治理大河的支流圖河水清澈

你要說法治就得固本培元,在源流上說清楚法治的問題。中國憲法容不容許政治體建立健全、公平的法律體系?假如我們認同中國憲法為國家的最高法律,為什麼作出解釋的不是最高法院?人民大會是一個政治機關,而人大常委只是這個機關的部分,為什麼這些人能夠代表國家解釋法律?他們有什麼資歷與資格,作判斷時是否中立和公正,又是如何保證?中國憲法的條文在大陸部分有沒有得到尊重、保護和實踐?沒有的話,人大常委會到底是如何保護中國憲法與國家法律的尊嚴?

如果要經常擺出義正詞嚴的臉孔,那就請一臉義正詞嚴的說清楚真正的法治,真正的問題是什麼,請提出一套嚴謹而完整的論述來。而不是現在這樣傻呼呼的、空泛的什麼自由、香港的司法獨立、香港的司法獨立等聽起來大義凜然卻經不起邏輯推敲、毫無法律與政治知識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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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科學之間,政治應選擇科學

有兩名來自美國北德薩斯大學的哲學教授在英國衛報發表文章,論說政策的制定需要科學的同時同樣需要哲學。科學對政策制定有何重要我想我不需多費筆墨說明,我們隨便挑一項政策都可以看到科學方法、搜證據與分析會對政策制定有何幫助,對結果有什麼影響。哲學是否重要就需要認真思考了。

舉一個例子說,假如我們要決定是否興建新的醫院,我們首先需要知道現在的醫護人員是否足夠,人員數量增長是否足夠應付未來的需要,病人有多少,當地最需要應付什麼疾病等等。有了這些訊息與變量,我們才可以決定醫院的規模、種類、地理位置;沒有這些訊息的話政策決定就等於是任意莽為,假如這種決定「有效」,都不過是偶爾一次兩次好運氣而已,這種結果不可能重覆。

當然,利用科學而制定的政策不一定全都有效,因為政策需要面對非常複雜的問題,有很多訊息與變量在執行政策前是設想不到的,所以世界90%以上的基建工程都會超支。就算設想到,政策制定者的思維邏輯—科學稱為模型也可能與事實有出入。出現這種問題並不代表科學無效,因為科學是一個方法,它是透過不停的驗證去改正其錯誤。利用科學方法去制定政策就能盡量的將錯誤減到最少,並讓我們從中汲取教訓。

那哲學在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繼續思考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的對「哲學」作出一定的定義,因為文中作者沒有任何說明,我們難以明白他們所使說的「哲學」是什麼。哲學作為一們學科,主要是探討一些思考上、概念上的問題,其中又有幾個分支,例如道德哲學、神學、形而上學、政治哲學等等。哲學與眾多哲學分支的共通點就是它們不會使用科學方法去驗證假說與結論,推論過程也缺乏證據、數據與模型:如果它會利用證據、數據與模型,用事實去嘗試推翻自己的假說來修正結論,它就會自動踏入科學的範圍而脫離哲學。

故此,哲學,跟科學不一樣,不是一個尋找事實真相的途徑,它也缺少一個可以依賴的方法去幫助我們找出事實真相。哲學所依賴的是哲學家的思考、意見與主張,他們或者會辯論,又或者會提出論述去反駁他人的論述,有些論述可以比其他論述更好更一致,但因為缺乏利用事實去驗證的過程,主意與論述不管再好,始終都只是在哲學家的腦袋裡面,不一定與事實和現實相符。故此,我們可以總結說「哲學」是一個單純的思考過程,哲學家對一些問題進行思考而得出他們的結論,但我們不能說這些思考好、壞、正確不正確,因為他們不會利用證據去測試他們的主意,這些主意/主義會造成什麼影響。所以,好、壞在哲學中是相對主觀的想法,往往是建基於個人觀感,這種問題在政治哲學中尤其嚴重。

這樣的哲學到底對政策有什麼幫助?文章兩名作者認為哲學在政策範疇中重要的原因是:1)科學可以提供決策用的訊息,但我們始終離不開政治;2)如果我們要改變我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那哲學討論需要在政策過程起中心作用;3)如果缺乏哲學討論,社會就會出現「價值觀原教旨主義」,一些思想成為教條。因為這三個原因,兩名作者認為我們應聘用更多受過哲學訓練的人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他們的工作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去問正確的問題。

對於失業的哲學系學生來說,這種建議當然是天大的好事了,但他們與哲學在現實中能怎樣的改善政策就是另一個問題了。不幸的是,兩名作者除了總結他們的原因外,他們並沒有提出任何論述去論證這些原因為何合理與正確。說出「原因」之後—在缺乏論證之時,它們充其量只是作者的主觀「價值觀」他們就轉去說為什麼現在的哲學訓練不能承擔起上面的任務,所以他們認為哲學應怎樣改變它的訓練方式。除了詮釋學(hermeneutics)、道德與操守、知識論三個「比較」具體的論點外,我們看不到作者再有任何深入的說明。所以這裡只能作者提出的「泛概念」去推想他們是什麼意思,他們假設這些概念對政策制定有什麼幫助,然後再去審核這些概念對政策制定是否真正有幫助。

先說他們的第一大原因:就算有科學我們也離不開政治。對這種說法我們可以很「哲學」的回應:我們什麼時候離得開政治,這跟科學有什麼關係?之前已經說過,科學是找尋事實真相的方法,將科學用於政策就是去思考各種變量在現實中有什麼影響,然後我們才可以想如何改變變量與結果。社會之所以有政治爭議是因為參與爭議的人都認識科學,都利用科學與事實去進行辯論嗎?

像現在各國都出現反疫苗團體,認為疫苗引起自閉症,所以他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反對疫苗強制注射。反之,科學家則利用科學研究與數據說明疫苗不會引起自閉症,自閉症是以一定的機率在一定年歲的兒童身上顯現,而因為這個年齡的兒童都開始注射疫苗,所以有些自閉症兒童的父母就得了一種錯覺,加上受害者心理,使得以為疫苗會引起自閉症。所以,科學家的政策建議是不要因為這些缺乏證據的主張而引起恐慌,現在的疫苗政策並沒有問題。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現實中有些政治爭議是因為一方缺乏與無視科學所引起的。

再說第二大原因:哲學討論需要在政策過程起中心作用以改變人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在討論這問題之前我們要承擔兩名作者沒有完成的工作,說明人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是什麼,是怎樣形成。科學在一般不太認識科學的人腦子裡往往就是「他們所認識的鐵一樣的定論」,留意,這種想法包含兩件事:1)他們所認識的;2)鐵一樣的定論。

上面已經說過,科學不是定論;科學是一種用以找尋事實真相、不斷自我修正和測試的一種方法。科學界所認同的結論「科學理論」,例如演化論、重力理論等,往往會被視為事實(亦是事實),這是因為這些理論經過不斷測試與驗證都無法被推翻,同時它們對解釋現實中能觀察的現象有非常強的解釋與預測能力。

除了自然科學外,我們還有社會科學理論,例如經濟學訊息不完全理論、心理學各種行為理論、社會學的社會網絡理論等等,這些理論都是根據人與人類群體行為的觀察而總結出來的模型。因為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與難以觀察的心理現象,所以社會科學理論的預測能力會受一定限制,不想自然科學的那樣「正確」,因此社會科學中沒有必然的結論,說社會科學結論時都需要考慮問題的背景與條件限制。再說,像之前所說,科學是不定自我修正的,科學上找到新的發現就自然會推翻科學家舊有的想法或者是修正原來的模型,使得模型更正確、更具預測力演化論就是根據DNA等新發現而不斷繼續發展。

所以,以為「科學就是正確」其實是不認識科學的人才有的想法。假如一般人不認識科學,對科學有錯誤的預期,解決這問題,對症下藥的方法不就是讓他們認識科學嗎?針對這問題的政策就是提高科學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公眾對科學的認識。哲學或者可以很間接的讓人認識科學,但有什麼會比直接讓人學習科學來得有效?

第三大原因:如果缺乏哲學討論,社會就會出現「價值觀原教旨主義」,價值觀變得僵化。我又得替兩名作者解釋什麼是價值觀與原教旨主義。價值觀是一些人對世界事物的一套特定看法,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是價值觀,它們都是作為一套的思想觀念去影響人們的行為與看法。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資本主義,他就會相信自由市場上最好的經濟制度,於是認為自由市場能解決所有經濟問題; 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共產主義,他就會相信自由市場是最壞的制度,於是認為自由市場就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基督教,他就會相信基督與他的教義是必然正義的,不信基督與他的教義就是不義,要在地獄受折磨。

這樣空談概念、談價值觀就很容易形成原教旨主義,因為接受這些想法的人已經接受了一套思想的前置假設,不會留意到自己的想法如何出錯。比如說,資本主義信徒會無條件接受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最好的這個想法,所以自由市場必然是有效的;他們不會想像個人利益在某場合下會損害社會利益,商人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欺騙大眾,又或者市場會因為事前想不到的原因而失衡—市場有效理論是錯的。同樣,共產主義信徒會認為資本家就是剝削勞動價值,否則商品的價格必然等於勞動價值;他們不會到商品的需求與供給可以在勞動價值不變時改變商品價格或者改變勞動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錯的。基督徒假設了上帝必然存在並且是去全能全知全愛,所以《聖經》上說什麼都是正義的,就算《聖經》說應殺死異教徒(Jude 5; Deuteronomy 13:6-10)。

哲學討論要如何改變這種教條式想法?或者哲學會說他們會用對話、批判式思考會更好的詮釋去解決這些問題。但問題是,假如一人已經接受了一套想法或一個想法的前置假設,比如說「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最好的」、「商品價格必然等於勞動價值」或「上帝必然存在」,你要怎樣哲學討論才能討論出這些想法是錯誤的?你不可能在一套封閉系統裡驗證這個系統各部,你要驗證這個系統與其部分就等得用外來的事物比較,而這就是科學的做法。

科學能很簡單的驗證上述三個思想:事實。事實上我們觀察到市場會有詐騙行為,消費者因為訊息與心理問題,很多時候並不能清楚知道他們的決定其實對他們不利。事實上我們觀察到需求與物件的稀缺會改變物件的價值,勞動價值是其中一個組成但不是全部;假如商家不考慮需求他們就無利可圖,商家無利可圖就不會去生產商品了。事實上我們觀察不到上帝為什麼必然存在,我們只觀察到宇宙存在;世界各個民族都有它們的神話故事,為什麼猶太民族的神話與神祗就是真實和正義,其他的不是?

單靠邏輯思考或者會讓某些人認識到自己的想法錯誤,但上面幾個問題都是依賴邏輯思考而來,馬克思的邏輯就是出名嚴謹的。邏輯思考需要接受某些前置假設,但你只要一接受這些前置假設你就難以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科學則是根據事實形成想法,因為事實修正想法,而不是空談想法。因為科學可以驗證一套想法的個別部分,具體如何出錯,所以研究經濟的科學家不需要推翻資本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因為他們的研究不會假設這些系統必然正確,故此他們能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對症下藥。如果出現市場失靈,像醫療一樣,那政府就需要基於公眾利益干預市場;如果干預太大影響經濟活力,如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開放市場就是合適的政策。

所以,針對作者提出的三大原因,正確的應對方法是科學教育而不是哲學。社會大眾不利用、無法利用科學參與政治討論不是科學本身的問題,而是跟他們不認識科學有關。或者這又跟政治制度敗壞有關:假如政客都被收買而保護大資本的利益,不去制定保障公眾利益的政策,這就是制度的問題了,跟科學與哲學無關。這時候所需要的是改變制度,但政治制度要怎樣變,什麼樣的制度能真正的改善政治環境,這就是政治科學的問題了。如果嘗試用政治哲學應對,這就會跟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提出共產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毫無分別,兩個世紀、兩次大戰、冷戰過後腦子還是在原地打轉。

兩名作者的論點剩下來就只有詮釋學、道德與操守、知識論。詮釋學與知識論都不是哲學所壟斷的範疇,科學本身就已經在進行這種工作。行為經濟學家與心理學家透過研究而知道不同的敘事方式、話語、錯誤訊息會改變與錯誤引導人的心理與行為,因此他們會針對問題原因提出保護消費者的政策。至於知識論的問題,科學很清楚什麼是知道的,什麼是不知道的。對於不知道的,科學家會很坦白說不知道,然後去做研究。明白有什麼是不知道的,然後寫計劃去申請研究資金就是正正科學界的生態:空想在科學家是混不到飯吃的。

唯獨是在道德與操守一環上哲學或許能承擔科學所做不了的工作。一般而言,科學家會說科學論述事實,但應不應該做什麼則不是科學所關注的問題。但這個態度在幾年已經有所轉變,科學家都很關心環境問題,尤其是氣候轉變,目前他們花很多精力在教育公眾上。這是因為他們明白到事態嚴重。現在大多科學家都提倡並支持各種有助減少污染的政策,包含碳稅與碳交易。這兩種政策都是根據經濟學原理而提出的,它們又在處理酸雨的問題上確實得到成果,所以兩項都是經過科學檢驗的政策。

又或者說人權、自由等基本權利概念都是道德、價值觀、哲學的範疇,這個又是錯誤的想法。基本權利其實是社會所認為很重要的一些抽象想法,例如言論自由,它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失去這些基本權利,我們的生活質量將會大幅下降。因為這部分的生活質量下降並不能用金錢去補償(至少大部分人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不會不願意接受金錢補償),又因為它們都是抽象的想法,存不存在全賴政治環境,所以我們才會,在沒有更好的詞語下,稱它們為「價值觀」。基本權利在現實中是以政策的方式存在,(在理想中)根據現實的需要所改進,而權利的改進又會刺進經濟增長(但這關係不能倒過來看),改善社會的整體福祉。

所以,科學家可以利用科學論述道德問題:做對社會有利的事,減少痛苦,就是道德的行為和政策。什麼對社會有利,什麼是有害,這就要根據事實與觀察小心論證,然後就是利用這些結論測試與制定政策,當發現結論或政策錯誤時立刻作出修改。當然,如果問題是「為什麼對有利就是道德」,或者這些問題真要留待哲學家討論,而他們也只有討論,不能提供答案,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問正確的問題」。

我看不到哲學家如果透過哲學訓練與「問正確的問題」幫助我們制定政策,兩名哲學家作者所提的全部都跟科學或者不認識科學有關,補救方法也正正就是科學。思想什麼是道德,什麼是不道德,電車要撞死幾十人,你犧牲一個人是道德還是不道德,這些問題或者很有趣,而這麼有趣的討論應留在課堂上,而不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出現。科學家與政治家不會,更不應,花太多時間思考電車問題的道德兩難,他們會/應將心思如何透過政策與科技防止這種問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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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早已說明高樓價的成因

“樓價長期高企,大部分市民根本無法負擔,即使政府和金融管理局已經推出多輪打擊炒樓措施,包括3D辣招、大幅降低按揭借貸成數、増加土地和房屋供應、復建居屋、增加白居二和綠置居等計劃、推行港人港地、限尺限量等措施,但樓價仍然繼續上升,今年再度蟬聯全球樓價升幅最高的城市之位,反映政府政策未能對症下藥,根本斷錯症。”

“但政府從來沒有提供任何科學證據證明樓價高企與土地房屋供應之間的關係,只一味重複想當然的假說,大家聽多了也就信以為真。”

“1990年代初,私人樓宇房屋供應量經常維持在每年三萬伙上下,但1998年前樓價卻仍然不斷攀升,空置率低見4%。相反,近年的房屋供應量只有一萬間左右,只有20年前的三分之一,但空置率同樣是大約4%,而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期間,樓價亦可急跌17%。”

“房產理論中著名的DiPasquale-Wheaton 模型早已指出,樓價才是主宰房屋供應量的成因,當開發商預期發展樓宇可以獲利,在利益推動行為的人性驅使下,當樓價預期繼續上升,勢必導致房屋供應量上升,相反當樓價預期下跌,房屋供應量也會自然減少。”

“況且,供求理論只不過是一種概念,所謂的需求根本不能觀察,但供應是否足夠是相對於需求而言,本身並沒有一個所謂恆久理想的供應量。”

“相反,另一套有效解釋樓價高企成因的理論,我簡稱為「實質利率」理論,認為樓價高企源於通脹預期上升,借貸成本下降及風險預期下降等因素,令房屋投資有利可圖,或者比租樓更有化算,樓價自然上升。”

看到姚副教授這篇文章,我很難想像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的專業人士對房地產與價格的理解為何這麼混亂

首先要搞清楚供應與需求,兩者必須要同時考慮:房屋供應低於需求房價自然就會上漲,假如供應大於需求,房價自然就會下跌。又同時,最基本的經濟學概念,需求是透過貨幣反映的,大量貨幣追逐貨物,貨物價格自然會上升。所以經濟好的時候資產價格會上升,包括地產與股票的價格;經濟不好的時候,貨幣與收入減少,在央行不作為時利率提高,資產價格自然下跌。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的地產商就停止用高價競投土地,所以房屋供應與政府收入會同時減少:樓價降低同時房屋供應降低這個是相關關係而不是必然的因果關係,是徵兆而不是病因真正的成因是經濟衰退、收入與貨幣供應大幅下跌需求降低。

經濟學早就明白這關係,而多次經濟起落已經科學地驗證這因果關係,姚副教授又何必以為是自創一派『「實質利率」理論』利率是經濟學的基本功而已。貨幣、利率與匯率對房價的影響也是我不斷經常在說的香港房價高企的主因。

需求是根據經濟狀況與實際需要來決定,當然沒有必然的需求曲線,更當然沒有「恆久理想的供應量」這些事凡是明白經濟的都清楚,不是什麼驚天大發現。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對這現象已經有很多理論與證據去驗證,科學清楚知道房價是由多重因素形成的,土地供應是其中一環而已。

再作說明,房屋供應有很多種,有私人房屋與公共房屋。先私人房屋,每個人有一定經濟基礎的都會希望擁有私有房產,因為這樣他們的生活才能得到保障,原因是私有房產可減少租金,同時在資產帳目表上,房產會反映成正面的資產,即是說租金是一種債務,而擁有房產(就算需要支付按揭)則是脫離這種債務。資產在有需要時又可以變賣,又可以藉此舉債去應支其他需要,例如生意投資,所以資產自然是擁有越多越好。於是,政府有必要為私人房屋提供土地,因為缺少私人房屋,大部分中產收入人士就需要向地主奉獻租金,長此下來就會形成少數人富裕大部分人貧窮的問題。故此,讓大部分人擁有資產就是使他們脫離貧窮同時促進經濟的重要方法。

所以,在這角度上沒有什麼叫「足夠」,控制資產供求平衡是價格與使用貨幣的價格—利率與匯率。所以,再說一次,需求與供給曲線自然就「不存在」了,尤其是單個貨物的需求與供給曲線是微觀經濟問題,但資產價格則是宏觀經濟總供需的問題(概念上有總需求與供給曲線,但因為因素大多沒有人會認為實際上有總需求與供給曲線)

公共房屋則不屬於私有產,所以限制在於多少人不到達購買私有房產的經濟基礎與公共房屋供應。供應公共房屋不會降低房價,但不代表政府不需要提供土地興建公共房屋。故此,綜合上述,加上稅收這因素,房價高企代表政府有必要去找更多土地興建私人與公共房屋:建屋不一定會降低房價,因為需求可以大幅大於供給,但不建就會形成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而房價必然會繼續提高。

再說預期的問題。假如社會預期當地有大量土地應付需求,這個地方的房價自然漲不起來。香港、紐約、東京等大城市樓價必然是高,因為這些城市有大量人口而成為高密度城市,而每個人都預期得到土地有限,而土地有限是切切實實的限制,除非你可以憑空變一些土地出來。去看一些人口稀少的平原地帶,例如美國和加拿大的中部,這些地方不論房價升幅怎樣高,幅度都不會像紐約這種大城市一樣,在經濟衰退是這些地方的房價就會很快的打回原形,而紐約則會維持在一定的底線。經濟學家認為一些人在紐約這些地方因為房價而要遷離市中心是因為土地使用限制妨礙建設廉價房屋。

貨幣供給就是這個限制的加乘,它會以乘數的方式影響房價,即是房價對利率的反應大而且快速。這當然是問題的核心,但香港的貨幣供給、匯率與利率是由什麼決定的?聯繫匯率制度。你要改變這些就必須廢除聯繫匯率制度。姚副教授有沒有提出來?他對這問題有概念嗎?如果只說利率但不說聯繫匯率的影響,他就是提供片面訊息,結果是誤導公眾。

就算你提出廢除聯繫匯率制度(我支持),這個想法金融界同意嗎?香港一般市民同意嗎?他們理解嗎?在香港一般市民傻呼呼的以為有很多美元貨幣儲備就是非常好的事的時候,你在毫無預警提出廢除聯繫匯率制度他們會有什麼反應?當然,我相信姚副教授並非有意誤導群眾,更大的可能是他根本不明白這個問題,所以壓根就沒有想過。

所以,香港房價高企的問題跟其他問題一樣不會得到解決,因為很多提出如何解決問題的人對這些實際的問題與他們的方案會造成什麼影響根本毫無概念又或者是缺少一貫而清晰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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