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不大於事實

標少那邊得知港大法律系楊艾文撰文,指警察使用催淚彈使在應對違法行爲,但該方法并不符合比例原則,以下是是標少的轉述,故此我不需再看一次:

分析時的大前提是當時佔領是違法行為,發放催淚彈是要驅散人群,而提出幾項過份使用武力的論據,其中最後一項講到87枚催淚彈發放後,人群很快再集結,足以證明放催淚彈成效小,亦可以用較少侵犯性的方法替代 (quick regathering of protesters (after momentary dispersal) – suggesting that the tear gas achieved very little and certainly nothing that less intrusive means could not have achieved)。

標少指這論述是倒因爲果,而我可以補充一點,如果任何人相信楊艾文這番言論正確無誤,那他就是迷信權威,或者因爲確認偏見的毛病,聽到人贊同自己的立場就信以爲真。

這次我就不說邏輯,改用科學方法去的探討這問題。在示威違法的前提下,我們下來要考慮的是警察的武力是否合比例,同時也需要考慮他們要怎樣完成任務。先建立一個簡單的模型,假如警察的任務是推動一面牆,而他們衹能往前推,在這情況下,他們衹能兩個選擇,增大或減少推力。推力少於牆的慣力,他們就推不動;推力大於牆的慣力,牆就會被推動。合比例的力量則取決於是要要推動多少距離,跟目標距離剛好,就是最少的力量。上述不是我的主意,而是根據楊艾文對成效的看法,重建它的脈絡而已。

套用這個模型在現實的示威中,我們不問示威是爲了什麽原因,因爲警察的行動不應受示威原因而改變,我們先假設他們的作用衹是執法。亦假定警察要因爲驅離違法行爲,必須要爲這個目標而要使用合比例、相應的武力。因爲勸喻等其他方辦法無效,示威者不願停止該違法行爲,警察爲達到目標就需要不斷增加力量,直至目標達成,或者他們因爲其他原因選擇放棄。

再考慮催淚彈的比例問題。它們不足以讓警察達成目標,因爲人群很快再集結」,按照上述模型,合比例的武力是直到目標剛好完成,警察既然驅散不了人群,在合比例的原則下,他們應提升力量直到人群被驅散爲止。按這原則警察可以增發催淚彈,或用其他方法繼續提升力量。當然,在現實中力量提升也衹能到達一定程度,假如示威者并沒有使用武力和作出帶有危險行的行爲,警察的力量也衹能停留在非致命武力」之上。警察在上述的場合有其他非致命武力可以使用,但不知是什麽原因他們沒有增加武力,轉而選擇放棄。

根據楊艾文的成效說,我們看不到警察如何使用了不合比例的武力,反而看到警察因爲其他原因選擇不繼續增加武力,可以算爲「克制」(衹是相對的,也不代表發射催淚彈的決定本身就是正確;在這麽複雜的場合下「正確」可以有幾種不同定義)。要說警察的行爲必然不合比例,即超出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唯一途徑就是說示威在原理上不是「違法」,或者示威,不問是什麽方法,必然是正確的。

事實上運動一方正正是走在這一途徑上。他們認爲因爲所要求的是民主,所以他們的行爲在道德上和法治上無從質疑。在道德上要求民主不是一個問題,而在法治的層面上,我們可以說基本權利比民主選舉重要,而民主選舉是賦予政府合法性的一種方法。但是法院衹會根據法律去判案,法律之外的因素它們不能考慮。它不能因爲政府非由民主產生就認定法律無效,因爲此舉是同時否定法院本身的合法性。此外,它也不能說因爲非民主政府的緣故,某些法律有效某些法律無效;要用這原因說法律有問題,它衹能說全部有效或全部無效。

我們在此不考慮道德和法治的問題,衹考慮警察執法的問題,再繼續補充我們的模型。警察的執法也跟法院判案一樣,不能考慮政治和道德的問題。但兩者的原理有點不一樣,警察之所以不能考慮政治和道德,首先是這兩樣沒有必然的標準,假如我們今天認爲警察也應爲了民主不根據法律規定執法,這是否代表另一次示威提出另一種訴求,或他們認爲法律不對時,他們就可以自行判斷對錯和選擇執法與否?

第二,之所以嚴格要求警察按照法律執法,是因爲他們手上有武器。在法治和人權制度沒有敗壞到一定程度時,要軍警介入政治問題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在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家,手持武器的軍警就可以輕易的利用這種優勢,再自行作政治和道德上的判斷去介入政治。埃及、土耳其這些國家就是很好的例子。此例一開,警察可以隨意基於他們認爲對的政治訴求而決定他們的執法或不執法,這個影響將會是非常深遠。

第三,還有一層更重要的現實問題需要考慮。假如警察全體或中層指揮官真的如大衆所要求集體辭職、罷工、拒絕執法的命令,那就是警隊倒戈了。但這時千萬不要以爲你贏了,當局的應對將會很簡單,到時他們就可以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直接啓動基本法十八條讓解放軍接管警隊的工作就可以了。這是不是示威者想要的結果?

到此作出總結。在政治和道德上,我們可以批評北京中央政府的決定和香港政府的行爲。警察的處理手法–這裏單指催淚彈一事–或有不足之處,或因此加深公衆的不滿。但這種不滿不是基於法治或法律的問題上,而是因爲公衆的要求政府不願回應,而在前綫執法者的警察首當其衝要應付和承受這種不滿。繼續攻擊警察無補於事,衹不過是轉移視綫發泄情緒而已。就算警察被你駡倒,後面也有也有解放軍。對警察攻擊、挑釁、叫駡,到底對爭取民主有什麽好處?

再者,如果你要警察倒戈,那你就要準備怎樣應付解放軍。而你的「訴求」已經不是普通的政治訴求,你也不再是示威者這麽簡單。軍警倒戈代表政權失去對武力的壟斷,它的地位和合法性受到挑戰,你現在所做的叫做革命。而要説到革命,就不能用上述的標準來衡量:「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假如你能取得最後勝利的話。

但香港人又不敢出來說革命,外國傳媒稱此一役爲「雨傘革命」,但香港的先生大人聽到這詞就立刻大爲震驚,連忙叫人不提革命,要舞弄大筆宣傳一番稱之爲「運動」。説穿了,運動組織者和支持者根本就沒有考慮清楚整個政治形勢到底是怎樣,到底在什麽場合下可以取得民主。如果連這個問題都沒有想清楚,在這時候爆發大規模「運動」,這就是打草驚蛇,鼓勵對手作出防範和想辦法收窄你的自由,還談什麽打持久戰

更何況,現在的「社會運動家」千方百計要將警察推到對立面上,挑釁、攻擊和叫駡都不是今天才發生的。本來他們持中立立場,對自己的行爲相對的克制,也會因爲「你」而想方法留難;本來同情示威者的,也會因爲同袍情誼和你的敵意而增加對你的警戒。更甚者,「社會運動家」認爲一説民主正義就可以不用思考客觀的事實問題,完全沒有任何深謀遠慮和計劃,就算給他們有「民主」,這種民主充其量也不過是讓民衆情緒左右一切的「雅典型民主」,跟現代各國人所追求的民主相距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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