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問題

中國社科院發表報告說:「農民不適應轉移到城鎮後的新生活,容易導致摩擦、衝突及社會排斥」。

沒有留意中國消息的讀者可能不太明白這則新聞的深意。中國經濟,除了靠出口支持外,另一主要動力就是基礎建設。又加上房地產價格飃升的原因,過去幾年中共政府推出城市化計劃,提出以2020年爲期,達到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居住於城市的目標。這種大規模的建設一來能刺激經濟,二來能應付需求日益龐大的住宅需求,三來是釋放城市的消費力,城市化計劃看起來是一本萬利。

但問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遠跟不上實際經濟與社會需求。農民轉移到城市後出現問題並不是現在才出現的現象。爲了興建長江大壩,中國政府早就推動了一波城市化計劃,並強行將長江流域的居民遷到這些新城鎮之中。社科院提到的問題早就已經出現了,新一輪城市化計劃比上一波規模要大得多,故此負面影響會幾何級數的增加。

中國因爲政治腐敗,城市的行政人員並不會因應居民的需求而改善城市設施與管理。他們沒有城市規劃、管理的概念,也沒有接受市民意見的溝通渠道:就算有他們也不會認真對待。去年北京一場大水就死了幾十人。如果讀者見過下雨天的北京,就會發現只要一場平常得不可以的一陣雨都可以將北京弄成水鄉澤國。作爲首都,全國第二富裕的城市都可以這樣,新建、設備、行政能力不完備的新市鎮可想而知。

將農民移到城市的另一個問題是,這樣強制性(或半強制,例如徵地以新城市的物業交換)的政策會將一個社區的社會資本連根拔起。所謂的「社會資本」跟中共領導人腦中所想的完全是兩個概念。社會資本是指一個人與其他社會組成交往、溝通、提供或獲得服務的能力。農村的生活需然比較落後,但久住於當地的人會找出各種方法解決問題,當地人也因此獲得展示他們的能力機會與滿足感,因此形成一套獨特的村落人際系統:一個鄉紳在村中的地位與城市的法官相比可能要高得多。

但將他們放到城市之中,原來解決問題的方法會因爲人際關係發生根本改變而不適用,又加上城市有城市的規矩,這些原來的農民就會變得無助。將來自不同地方的農民放在同一個地方,他們的地域概念也不可能一下子根除,這些人就會因爲原居地的差異而發生衝突。這樣的新城市將會成爲犯罪的最佳溫床,又加上設施與行政制度不完善,如居民不想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他們慢慢的就會以原居地爲分界綫,組織各種新興幫派。世界各地的黑幫大概都經歷過這個過程。

城市化本身並不是問題,但先決條件是移居者必須自願,各自進行獨立的決定,並能在新居地穩定的生活。城鎮的行政也要想盡辦法做出安排來安置新來的居民:訓練警察消防員、興建學校、擴大醫療糧食水電供應和排污系統、建立新的稅務與社會保障網絡等,都是無比龐大的「行政工程 」(香港的新市鎮也得經過相當時候才略具規模)。以中共官員的質素之差與政治腐敗的程度來看,他們根本不可能勝任這樣的工作。世界各地於五、六十年代都出現過非常嚴重的貪污現象。這現象之所以會出現的一個可能是戰後的嬰兒潮引致人口大幅增長,流動速度加快,城市的服務供應在質與量上都跟不上這種需求,於是服務掌握於少數服務提供者手中,他們就有機會收取「租金利潤」–貪污受賄。世界其他地方尚且如此,中國官員會用盡各種機會撈油水,更不在話下。

中國想城市化,最佳辦法就是妥善安置所謂的「農民工」。他們自願到城市工作,適應了城市的生活,也希望能在當地定居。只要當地政府擴大已有設施的規模與服務供應網絡,「農民工」就能在當地安居,生活水平也會得到提升,消費力也會跟著增加。但中國的戶籍制度與稅制在源頭上握殺了這種可能。經濟問題永遠都是政治問題;政治腐敗阻止有效的經濟政策的推行。中國的經濟工作不止「任務艱巨」,而是接近不可能。經濟學有所謂「邊際遞減」定律,在同一個框架下調整政策,政策效力就會日漸失效。中共不可能跳出這個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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