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急需改變策略

雖然所謂的「民主派」只是公衆用來形容一些以爭取「民主」為口號的政治人物與團體的概念,實際上這些人物與團體根本沒有派系可言,因爲坊間習慣使用這個詞,我就不妨沿用它,並説明這個概念的問題。

除了「民主」這個口號之外,這些政治人物與團體根本沒有任何可以讓他們共同進退的共同點。他們不管是在政治意識上、經濟的認知上、階級身份、支持者來源等,都相差甚遠,這些差異都阻礙他們進行有實際意義的合作。與其說他們是「民主派」,還不如說他們是「支持民主的一堆人」,跟香港大部分支持民主的一堆公民沒有太大分別,唯一分別就是他們有身份地位,手上有政治資本,他們可以利用政治資本推動他們的政治理想。

至於策略,既然他們不是一個派系,他們就自然沒有整體的策略。「民主派」各人員各自爲政,互相蠶食力量,這是不爭的事實。最近「真普選聯」開出的方案受到批評時,作爲真普選聯學者顧問團其中一位的馬嶽副教授回應說:「真普聯沒有一個整體底線」就説明事件的嚴重性。一個聯盟組織連整體的底綫都沒有,怎麽可能開出方案,然後去跟北京談或談判?他們的方案是根據什麽而定?談判時又是根據什麽而談?沒有底綫就不可能考慮什麽可以退讓,什麽不可以退讓,更不可能去想如何逼使北京退讓(它會否退讓又是另一回事)。明顯地,他們不只沒有整體的策略,而是根本沒有策略可言,因爲他們連最根本的共識也達不到。

梁美芬、譚惠珠、胡漢清連日就普選聯方案發言,指這些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就已經説明要在《基本法》框架下「爭取」「真民主」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不管「民主派」開出怎樣的方案,再怎麽遷就,這些方案都不會符合《基本法》,除非它們的民主成分能讓北京滿意。而能讓北京接受的方案到底有多民主,這一點我就不需要明言了。

所以不能寄望北京會跟「民主派」怎樣根據《基本法》進行談判,還想去談判的話,方案只會越開越糟,到糟到一個地步,北京覺得已經有效的規限民主的範圍,它就可以叫香港政府接受,那時它就有大條道理說,這是民主派議員、學者、教授支持的方案,它的「民主性」不能質疑。屆時政府就可以一舉奪走「民主派」的認受性:出什麽問題,制度不夠民主,那是這些「民主派」議員、學者、教授的責任。

政府遲遲不諮詢,不就是想慢慢摸清楚你們的底細,根據你們提出的方案借題發揮嗎?繼續這樣走,「民主派」人士,尤其是加入了「普選聯」的人,就會被一鋪清袋,政治資本將會蕩然無存,再也不能號召民衆的力量。不論是從自己的政治生涯,還是從香港的民主進程上想,「民主派」人士必須慎重考慮並反思策略問題:他們必須承認談判策略已經徹底失敗,必須改變策略才能挽回局面。

談判策略

談判策略有三個基本原則:一、雙方實力懸殊,不能談判;二、一方開出條件不符合原則上的要求,不能談判;三、不清楚形勢,不能談判。第一點是很明顯的,雙方實力懸殊,對方根本不需要跟你談。雙方之所以能談判,是因爲互有所求,「民主派」人士能給北京什麽?北京清楚知道假如香港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派」必然會利用這個制度作出一些讓北京不滿意的舉動,例如譴責它的暴政、要求平反六四等。如果民主派能夠保證不做這些事,北京就有可能跟他們談判。

陳雲的「本土派」就抱有這種想法(「本土派」也有很多種,這裡所說是陳雲那一派)。問題是,這樣的「民主」,公衆人物不能評論中國問題是「真民主」?再者,中間還有個信用問題,中共不會認爲香港人能接受並遵守這樣的承諾,而只有極度天真的人才會認爲中共會守承諾。故此,對中共來説,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不容許香港有真正的民主,維持現狀就能控制香港的政局,反正《基本法》的解釋權在它手裡,它說什麽就是什麽。

關於第二點,既然《基本法》的解釋權在北京手裡,它說什麽就是什麽,不論你怎樣開條件,它都可以想都不想就不接受。於是你就會想跟隨它的想法,為滿足它而跟它開條件,通過這樣的過程,你最後開出的條件必然跟你本來所想的完全不一樣。既然達不到你所要的目標,你跟它談來有什麽用?面對這樣的對手,你應第一時間指出它的條件不合理,並拒絕按著這樣的條件談。

《基本法》選委會、「廣泛代表性」、循序漸進原則都是不合理的限制香港的民主自由,「民主派」人士應該直接指出這些規定的不合理性,透過説明制度的根本問題來聚集支持者,而不是跟它和稀泥:要民主就是改變問題的根本,不民主的規定不可能產出民主制度,這道理不是很淺顯易見嗎?當社會公衆明白問題所在,力量就能聚焦在決定性的一點,這樣你才可以有效地向對手展開攻勢。有了這樣的力量基礎,你才能改變實力懸殊的問題。

跟著說第三點,要跟對手談判,自己必須清楚雙方形勢。除了第一點所說的力量外,還需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盟友又想要什麽,自己與盟友如何去達到想看到的共同目標。普選聯沒有底綫,佔領中環還在跟幾萬人討論方案,陳方安生不見動靜,這三件事説明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麽,也不能跟「盟友」互相配合。如果三方的最後方案都是一樣,他們分頭行事時浪費本來就不夠的資源與時間,假如三方方案不一樣,那公衆應跟隨那一個?這又會出現上文所說,互相蠶食的問題。就算對手願意跟談,他會跟哪一個談?他跟一個談,其餘兩個又可能不滿意,這就是製造機會讓對手實行各個擊破。

解決辦法

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香港「民主派」缺乏系統性的組織,各自爲政,沒有焦點都是他們最大的致命傷。要扭轉局勢,最佳辦法就是使「民主派」系統化,彼此要有共識和默契,並在這共識之上建立一套賞罰機制,讓各人遵守盟約,避免互相蠶食,確立一道共同進退的戰綫。普選聯沒有底綫,它就不能說是一道戰綫,而且它的成員局限於政治人物與熟悉他們的學者,不能吸納外界的想法。另一方面,佔領中環也想擴大他們的支持群衆,嘗試推動整體的公民運動,對雙方來説,建立共同戰綫均是有利的。

現在阻礙這道戰綫建立的主要是各組織的具體方案與行動方式的差異。其實這些都是細節上的問題,不聚集力量就去談論細節,是顛倒了先後次序。故此,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放下這些細節,將力量放在共同綱領上。只要不違背這道綱領,各個組織可以用自己的手法去進行它們的政治行動,共同目標、大方向能達到之餘也讓政府以一敵十而弄得喘不過氣來。有了這一套共同綱領,就可以將社會中的各部民主力量集中於一點,並能因著綱領互相配合,避免互相蠶食、受到各個擊破之餘更能讓民主運動遍及社會各階層,這不就是戴耀廷想要的全民運動嗎?但如果要求所有人參加佔領中環或支持普選聯,意圖將民主力量明確劃分為幾部,這就是自己在削弱自己的力量。

一件歷史事件很值得我們借鑑。日本幕末時期,德川幕府因爲内憂外患而使得它的統治能力的不斷衝擊,但是幕府的統治地位並沒有受到根本的動搖,各藩屬(相當於諸侯)依然聼從它的號令。雖然有幾個藩都挺身反對它,其中以薩摩與長州藩為代表,但它們因爲内鬥不斷而不能匯集足夠的力量跟幕府對抗,第一次長州征討就以幕府的勝利結束。直到薩長同盟的締結,使得幕府第二次長州征討失敗,幕府對藩的控制才開始崩解。倒幕志士爲了減少各藩倒幕路綫上的衝突(當時有公武合體派、尊王攘夷派、武力倒幕派、大政奉還派)而定下《船中八策》的綱領,之後的戊辰戰爭,就是在這綱領上展開的。

不想或不能放棄路綫、細節、手法上的爭議的話,各個「民主派」人士應立刻退出普選聯,承認普選聯失敗,將自己的損失減至最少,保留實力以待後舉,不要在此一役耗盡政治資本。當然,長遠來説也不見得能有什麽後舉,面對強大的對手而不能團結,就只有死路一條。美國十三殖民地革命時有這樣一句標語,「團結還是死亡」,「民主派」在這兩者之外別無其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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