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對(三):中國局勢

政體上的矛盾是造成經濟困局的另一原因。中共實行中央集權,在本質上,極權統治者絕不願意與其他地方分權,因爲分權代表他們將不再掌握國家的絕對權力。問題是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不可能只由中央作出所有決定。故此隨著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共為配合市場化,容許地方在財政與稅務上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前提是地方必須上繳部分稅款並承擔當地公共產品的供應(公共產品包括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

因爲經濟的不平等,中共在這近二十年間開始制定大量的社會政策,希望減少不平等的問題。但矛盾點在於這些社會政策的執行全都需要地方的財政支持,中央並不會因爲一道中央政策而為地方的需求做出適當的財政轉移。因爲這是個中央集權政體,地方必須聼令行事,而地方官員的聽令與落實中央政策的能力又會成爲進入中央權力核心的考核因素。故此地方並沒有政治上的權利與意願去跟中央就政策討價還價。

不能、不願意討價還價,地方執行額外的政策又需要額外的財政支持,對想進入中央的地方官員來説,解決方法很簡單,就是透過賣地、地方性投資項目、公路收費等方法製造非稅務收入。應付額外開支之餘又可以填滿自己的荷包。問題是這樣的賣地、收費全都影響人民的生計。對農村的居民而言,失去農地就會失去唯一的收入來源。要他們去外地打工,因爲上述的財政因素,地方並不願意為流動人口增加社會政策的開支—戶籍政策免除了中央與地方的責任,因此形成大量流動人口變成二等公民的局面。

這樣就造成一個惡性循環:經濟越不平等,中央就越提出更多社會政策,地方就需要更多非稅務收入,因此又出現更多圍繞徵地的社會衝突。社會衝突失敗的一方,或因城鄉不平等問題,可能希望到城市謀求出路,但政體形成必然的不平等,到城市的人會因戶籍制度不能獲得公平的待遇,缺乏政治自由使他們不能組織起來要求制度改變,因而對社會的不滿越發積壓,因此中央又會嘗試制定社會政策來安撫社會不滿,又引起更多徵地問題。

局勢總結

基於中國的經濟結構與政體的矛盾,我們可以作出以下的預測:中國的社會衝突會不斷惡化,中共政府也沒有能力化解體制上的矛盾;它的政策可以讓它壓止一時的問題,但長久下去,這些根本的矛盾不能在這個政體下化解,問題會積壓下去直到一發不可收拾。中共的處理手法只求一時之利,故此每一輪政策的效力都會是因爲摩擦力(比如説,一個因資金流斷裂而結業的企業不可能因爲貨幣政策的再度寬鬆而立刻重建起來)而不斷遞減,當政策失去效力時,經濟開始停頓,社會就會出現公開而大規模動盪,中共政權也將會失去它僅有的合法性。

面對這樣的局勢,希望在中國建立民主政制的人應按著以下目標推動政局的變動:1)加速局勢的惡化;2)組織力量在惡化的時候發動政治運動;3)建立政治力量出面收拾殘局;4)以上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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