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安生的嚴重失誤

這兩天「商界」人物陳啓宗吳光正都出面支持梁振英政府,並批評反對者(我也支持梁振英政府,不過支持的原因是這個政府是反對派最好的敵人),故此我認爲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游說商界」的行動方案(還談不上是策略)已經胎死腹中。我一直不願意公開批評陳方安生是因爲「香港2020」建立之際我就去信説明這是一套錯誤的策略。在形勢不明朗時,公開批評會有違我的專業操守(與行政會議保密原則,我聽説行會有空缺,眨眼提示)。現在局勢明朗化,她也沒有因我的建議而改變策略(甚至回信),我就可以大批特評了。

稍為動腦筋想一想就可以知道這「方案」有很多問題。對「商界」來説最重要的是盈利,其他一切皆可抛諸腦後。因爲這原因,他們偏好一切能保障他們利益的制度,而在現行制度中他們就是最大的得益者。如此,商界的心態一般都甚爲保守,因爲他們有很多可以失去的,也因此他們的心思會放在保護利益上,而非冒險。你要游說他們接受民主政制的改革,這就等於是要求他們放棄一套已知能確保他們利益的制度而去受另一套未知是否能確保他們利益的制度。如果我是「成功商人」,我會對這種游說聞之嗤鼻。在心理學中,這心態叫做「厭惡損失」(loss aversion),蔡東豪就不明白什麽是保守,什麽是冒險,和這些心態是怎樣產生的(見佔領中環資料第46頁)。

如果我是中小商人,好像蔡東豪,我就有可能會接受一套不確定的政制。我在社會中屬於「中產」地位,財富並沒有完全確立,政府不會向我作出傾斜的政策。社會財富的佔有比例不夠大,還沒到能夠以本傷人的地步。我需要政府作出有利於我的政策,使我有朝能跟大財團爭一日之長短。同時我也需要為子女的生活謀求後路,故此我對不確定的政制有可以放手一搏的可能。我對現時政制會有好多不滿,最主要是我在現制度中的話語權不夠,因此我有改革現有制度的願望,使之有利於我的心態。

話雖如此,中小商人並不一定接受某些政策,例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各樣社會保險、公衆教育、反壟斷等。而這些政策正是現時民主議程的焦點所在。大衆對政府產生巨大的不滿是源自政府對經濟不平等與社會公義問題上的不作爲;民主的目的是產生一個代表人民意願的民選政府從而推動符合人民要求的政策。如果中小商人不贊成這些政策,在最低工資與反壟斷立法兩件事中已經反映出他們的心態,就代表他們不能與社會大多數人連成一陣綫,又或者需要時間説服他們接受相關政策,如此就不能有效的利用現時社會的不滿。以民主政制取代非民主政制就是更換根本大法,以社會契約取代固定的統治者階層,這就是「革命」。要贏這場「革命」就需要進行政治角力,而人多的一方獲勝機會較大。作爲策略家,假如要兩者取其一,我必然會選非商界的一般大衆。

除此之外還有受薪階級的中產階層,他們也需要社會政策的保護。如此,游說策略的導向很明顯:提出民主與社會民生的關聯性,定出有助經濟平等、社會公義的政策,以之説服受薪階級的中產與受壓的人群,又因爲中小商人具有中產的共通點,故此又能拉攏部分中小商人。反之,如向中小商人入手,目標群衆與方略就只會集中於這一小撮人,一般大衆就不會對這個行動產生向心力。

陳方安生作爲前政務司長的優勢是她獲得公務員與其他專業人士的中產階級所支持,但她不先向這些人埋手,凝聚一股向心力,再用這股力量營造形勢。這是策略上的嚴重失誤。另一問題是誤信了民主是一套道德價值觀(我寫鏈結中的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沒有考慮民主的實際意義,因此不能根據實際意義作出適合的策略。到現在我根本不關心「香港2020」在說什麽,他們的新聞稿跟坊間大衆的言論完全沒有兩樣(為什麽是2020也是一個問題)。香港的政治人物都應該坐下來好好反思他們的策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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