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底褲、金魚與民主

這篇文章的留言中我引用公孫龍「白馬非馬」以説明「底褲非底褲」是一道嚴肅的哲學問題,引來Bill說我是在說歪理。歪理與否,視乎我們怎樣理解公孫龍的論點。

白馬論」的原文如下:

「白馬非馬」,可乎?

曰:可。

曰:何哉?

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馬1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

曰:未可。

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1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公孫龍所要說的是,「白馬」要有白的顔色與馬的形態加起來才可以說是「白馬」。而「馬」並沒有説明該「馬」是什麽顔色,這「馬」只有馬的形態,故此「白馬」與「馬」必然不一樣。「白馬非馬」指的並非所有白馬都不是馬這種動物,而是「白馬」的概念與「馬 的概念有根本的分別。假如一個人說「馬」,其他人可以對「馬」有不同的想法,有黑馬、黃馬、戰馬、斑馬、阿拉伯馬、高頭大馬、皇馬(趙高會想到鹿)。但如說到「白馬」,除非是沒有見過顔色,否則不管是怎麽想都只能想到白色的馬(趙高會想到白鹿)。只要是說了「白馬」,「馬」的概念也因此而改變,受到「白」的規限。這就是「白馬非馬」要指出的問題。

我所提出的「底褲問題」的原理也是一樣。如果「底褲」並不是穿在衣物之最低層,這「底褲」到底是穿上了沒有?這樣的「底褲」概念跟我們日常使用「底褲」這個語言與我們穿或不穿「底褲」的事實是否一致?如果讀者覺得「底褲」不雅,我們可以把它換成「金魚」這個由哲學家Saul Kripke提出的邏輯問題。剛好兩年前我也寫了一篇關於這道「金魚問題」的文章,現在正好可以重溫一下。

金魚的問題是這樣:假設有兩條魚,分別放在兩個魚缸之中,一條是金色而另一條為綠色的。我們把金色的一條稱爲「金魚」而綠色的一條稱爲「綠魚」。「金魚」放到缸裏後來就不斷變色,過了幾個月它變成了綠色。「綠魚」則相反,它在幾個月後變成了金色。「金魚」變成了「綠魚」,它還是不是我們所說的「金魚」?「金魚」這條魚依然是在「金魚」的缸裏,但顔色改變了就使得我們的語言與我們腦中的概念與實際事實不符。這時候我們把它叫做「紅魚」或「黑魚」都已經無所謂了,語言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功用。

這些邏輯問題看似很無稽、無聊,如果以爲它們是描述現實世界的理論,認爲白馬真的不是馬,那就真的會是很荒謬。這些問題其實只是一種思想試驗,它們的目的是指出是我們的語言、概念與事實常常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公孫龍就把這套觀點用於當時的政治思想問題。《公孫龍子•跡府》就記載了公孫龍與孔穿的辯論,其中一段是說什麽是「士」。齊王認爲只要「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就可以為「士」,可以當大臣。但當被問及,如果一人「見侵侮而終不敢鬬」還能不能當大臣,齊王的回答是否定的。繼續問「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但「見侵侮而終不敢鬬」的,到底是不是「士」,齊王則無言以對。

不明白「士」是什麽,中國的政治發展就因爲這個問題停滯了幾千年。要求當官的滿口仁義道德之餘,又要廉潔到家無餘財,又要通曉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經史天文地理,最後才要求有治國的才能。梁啓超說這些人「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議逆上旨以當其沖」,在治國上沒有任何出色的表現,惟一特出的,就是毫無廉恥與貪得無厭。梁啟超之評李鴻章有言「吾一言以斷之,則李鴻章坐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洋人之所務者,僅於如彼云云也」,語言、概念與事實之分歧實在不可以不慎。

用在近代的政治意識上,比如說「民主」,很多數人就沒有想清楚他們所要求的「民主」到底是什麽,把「民主」這個政治概念變成一種語言/口號,而鮮有人問「民主」的事實爲何。於是乎「民主」就變成一種價值觀,「民主」之内容,相關之制度,所需之策略就完全沒有人過問,此「民主」實非「民主」也。其他的政治經濟概念也得到同樣的對待。人多以爲凡是說「自由市場」的就是「資本主義」,而「非自由市場」的就必然是「共產主義」,殊不知現代經濟遭已跳出這樣的二分法:以「自由市場」爲主的經濟體也有很多計劃、非市場干預和財富再分配。經濟學家Dani Rodrik把這種在「自由市場」上增加更多非市場干預、更加公平的經濟概念稱為「資本主義2.0」。我很尊敬Rodrik,但對這樣的語言實在是不敢苟同。用同樣的語言去形容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只會增加不必要的誤解。

將名、形、實這三件事情分開再組合,我們的思想才會越來越精確,科學才可以誕生。如果像是Thomas Kuhn一樣以爲科學進步只是典範的轉移,就是不明白名、形、實三者有分歧的這個問題。對這種理論的信奉者來説,「巫醫」與「醫生」只是兩種不同的典範(要記住,在現實中「巫醫」非「醫」),沒有優劣之分。說民主「是普世價值」就是把民主當成是一種典範,「極權專制」只是另一種不為人接納的典範,兩者沒有必然的優劣。

故此反對民主的人只需要說民主「非普世價值」就可以推翻「普世價值」的論述。既然有人反對,這「普世價值」必然不是「普世」。典範轉移沒有完成,故此爭論可以持續不斷,因此社會就不能按照「普世價值」的論述制定民主制度。將名、形、實分開再組合,名是「民主」、形是「民主選舉」、實是「審議式民主」,如此我們就可以將民主視爲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要制度,這樣的論述就能迫使反對者回應「非民主」社會的實質問題,因此比「普世價值」的論述要強而有力得多。知識水平落後,不能深入探討政治概念的問題,只能口號式談「民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禮賢下士」,就不能對這些問題作實質並有效的反應,社會發展因此而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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