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幫人完全沒有希望

但沒有失望,因爲從來就沒有期望。

寫畢《大罷工》到現在已經有一個多星期,結果真的如我所料沒有人呼籲大罷工。惟一失望的就是沒有讀者跟我打賭。工會現在表示願意調低薪酬加幅以「釋出善意」,這又是連談都沒談就自己主動讓步。既然已經拖了這麽久,我是對手的話,我就繼續拖延,等你自己放下身段來求我,屆時主導權就在我手。現在社會輿論大多支持罷工,「釋出善意」並不會增加什麽籌碼,爲什麽不締結聯盟以擴大自己的聲勢使和黃跪下?

不懂歷史就不能理解策略。我們現在很嚮往外國的健全社會福利制度、人權、勞工保障等等,這些制度之所以建立是由幾個原因:1)凱恩斯主義經濟成爲當代的主流思想;2)兩次戰爭為原來沒有的權勢人在社會上掌握到更大的話語權;3)蘇聯的共產主義為西方政府帶來恐慌,因爲西方的工人對共產制度有熱切的期待,這可能是三者中是最要的原因。

兩次戰爭的終結自然帶來很多沒有工作,教育程度不高的退役軍人,工會跟這些力量連結在一起,勢力也日漸提升。對西方政府來説最大的威脅莫過於大罷工,因爲有蘇聯這個對比,如果大罷工處理得不好就很可能會爆發共產革命。為避免這個危機,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上述的社會福利制度與勞工權利,滿足了工人的願望他們就不會閙革命。加上凱恩斯主義,西方的一套社會安全網制度、人權制度因而得以建立。

香港的政客不知道這段歷史,所以他們就只懂得叫口號和「拉布」,但任誰都看出這兩種方法均沒有任何效力。不知道要與社會潮流結合,就不可能凝聚力量。結果就是我有我叫口號,你有你罷工,他有他遊行示威。大家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政治經濟問題,但行動起來卻是各家自掃門前雪,你我他毫不相干。因為沒有策略,社會當然是不會改變:如果任憑某人出來叫兩句口號整個社會就跟隨著他,我不會希望生活在這個社會之中。

另一件事是戴耀廷又出來講笑話:「由於擬舉行的商討日將以專業形式、盡量跟從史丹福大學學者提出的社運規範,以達至國際標準。」什麽事情都是國際標準主義,自己的腦袋放著是幹什麽的?連社運也有規範有國際標準,山中自出娘胎以來真是第一次聽説。社會運動的目的是達成一定的政治目的。巴勒斯坦人為對抗以色列的佔領,於1987到1993年就組織了名為「第一次起義」的非暴力式社會運動,運動頗爲成功,事件以《奧斯陸協議》作終結。敢問「第一次起義」是否符合「國際標準」,戴耀廷又是否打算以「第一次起義」的方式發動「佔領中環」?

爲什麽又要跟隨這個史丹福大學學者的規範?貨也得比三家。這個學者知不知道香港的問題?他知不知道香港的政治經濟情況?他知不知道現實香港民間希望什麽?如他對這些問題都不能給出答案,他如何制定香港社運的目標?沒有目標又如何定下策略,如何「規範」?作策略的最基本原則就是,要因應問題、目標、阻力而定策,沒有一套策略能適用於任何時候、任何場合。

各位,可不可以稍停下來想清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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