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

譚惠珠說:「國際公約要求普選須符合普及和平等原則的條文並不適用於本港,又指需要普及而平等的只是選舉權,不包括提名權和被選權」,又言:「英國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約」)引伸至香港時,保留不實施第25條B款,即選舉權應普及而平等的一條,而回歸後《基本法》指「公 約」適用於香港部分繼續有效,即「公約」的保留條文對香港無效,故香港實行普選時只須考慮《基本法》條文,不用參考「公約」(25條B)」。

報導中已載有周一嶽與羅沃啟已有法律上的反駁,我就不需多說。一點要說的是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就算譚惠珠長不出象牙的口中所噴出來的都是法律事實,這也不改變現時人們所要求的普選的合理性。當初美國革命之時,英王就有禁止十三個殖民地之人集會與組織革命活動的法律條例;印度要獨立,英國也有相關規定要作爲帝國冠上之寶石的印度留在大英帝國之中。我見不到這些所謂的法律對政治趨勢有什麽影響。可能有的影響是,它們會加深政治運動者的決心,因爲他們看到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在法律上已經被封死。要追求他們的理想社會,他們就必須訴諸法律以外的途徑:武裝與非武裝的革命、不遵守法律、大罷工與獨立等等。當年蔣介石大量屠殺共產主義者,不知道毛澤東能否拿著中華民國憲法去要求蔣介石推出社會主義政策?

要求普選的原因是因爲以現有形式組成的政府不能推出順應民心的政策,因爲在制度上它根本不需要為人民負責。政府的政治資本並不來自人民的意願,而是由政治體之外的政治力量所施捨賦予,故此它必然會聼從該政治力量而不是政治體之内人民的意願,這就是經濟學家常説的「缺乏激勵 」。如是者,人民又可以用什麽途徑去建立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難道要去懇求支持不負責政府的政治力量?如果這股政治力量能對它的人民負責,這也未嘗不可,但實際的情況是人民沒辦法左右這股政治力量,政治力量也就缺乏激勵去做一些對人民負責的事。更甚者,當政治力量與人民的目標存在不可調和的分歧:一個要極權一個要自由;一個認爲政治權力大於一切,另一個則認爲該政治權力「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一黨人之產業」;試問法律可以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任何關於民主自由的論述在本質上都必然是政治的論述,法律也好國際公約也好也是無關緊要的。要求民主自由的目的就是改變,甚至推翻,法律上的束縛,並在新的政治基礎上重新構建適合這套政治概念的法律體系。是為社會契約之更新。不想去更新社會契約而要談民主自由就是尾巴搖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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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回應給 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

  1. KC 說:

    60年前,未有ICCPR,甚至未有 UDHR之時,共產黨自己已經講緊普選一定係包括選舉權及被選權。今天竟然有人試圖翻案,不知算是可恥還是可笑。

    論選舉權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2日
    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了。本來,人民只享有一個選舉權,還不能夠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像中山先生所說:「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要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所謂四個民權,就是在選舉權之外,更加上罷免權、創製權、複決權這三個權。人民同時享有這四個權,才能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但是,假使人民連選舉權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談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幾千萬裏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只要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那就除卻「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外,一達到成年,都應享有選舉權,不能加以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條件,另一方面,每一個人民也只應享有一個選舉權,不能依據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及至居住條件等優越條件,而取得一個以上的選舉權。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而「實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選制」。固然,在過去,甚至現在,有些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並不是普選制,而是限制選舉制。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潮流所趨,很明顯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選制了。特別在我們中國,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張普選制。在理論上,一切人民都將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問題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事實上。如果,事實上人民不能夠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有的人有選舉權,有的人沒有選舉權;少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多,多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少,則普選制雖在理論上被承認、在法律上被規定,結果,還不是一句空話!我們所要問的,是人民現在是不是已經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將來,是不是真都能享有這種選舉權,如果現在還沒有、將來也未必能,那我們就必須努力促使它有、爭取它能。
    自然,這裏所謂「人民」,決不包括漢奸在內。因為這些東西,是全國人民的敵人,它本身已經不是「人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說:「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權利」。很明顯,能否享有民權,只看他是反對敵人、還是效忠敵人,而不是問他屬於哪個黨派、哪個集團。那麼,現在,應該被剝奪選舉權的,也就只是漢奸,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漢奸,便應該剝奪他的選舉權,使他不能潛伏在「民國」之內,公開、秘密做「反對民國」、「破壞民國」的勾當。假使我們對漢奸給予選舉權,而對人民,則剝奪選舉權,那就犯了天大的錯誤!
    人民有了選舉權,不僅是可以選舉代議士,而且是可以選舉政府官吏;不僅是可以選舉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選舉中央官吏。像中山先生所說:「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製之權、複決之權、罷免之權;而對於一國之政治,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這就是說,人民所享有的民權,不能不是愈到下層,愈廣泛,直接。但選舉權則雖對於中央,也是可以無限制地運用的。特別是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否則這種機關,便不是民意機關。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物件。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著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以及漢奸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最後,應該說及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 山中 說:

      我想可恥與可笑兩者均是。共產黨的官員與理念必然是一蟹不如一蟹,物理定律使然:在封閉的系統之中,能量必然會逐漸消散。

      感謝《新華日報》的一手史料,我有搜集這東西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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