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訓練政治人才

這裡我提出:「就算全部議員都像山中一樣博學多才,經濟政治法律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一不曉,他們也不可能有效地議政」,並在討論中談到政治人才的問題。其實要訓練政治人才說難並不難說易也不易。只要明白於何謂「政治人才」,社會需要「政治人才」來幹什麽,我們就可以訂立適合的訓練方案。如果「政治人才」只是要贏得選舉,獲得大衆支持,說大衆想聼的,這種「人才」不要也罷。政治的目的在於經國安邦,因此這方面的人才必須是明智的決策者,如能得出有效的政策並能付諸實行的就是偉大的政治家。不管怎樣,如何作出有效的決策是最重要的一步。

除了上述時間與知識的局限之外,另一左右決策者作出適當的決定是縱觀全局的能力。一個人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天才,但這並不代表他在這方面作出的決策對他在這領域中的工作有正面的影響,因爲他可能看不見在他擅長的領域以外而跟這個領域有互為關係的其他重要因素。所謂「彼得原則」就是指一個人以他的能力不斷地被擢升,直到達超越他能力的位置而顯得蠢鈍無能。項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歷史上少有的軍事天才同時也是歷史上少有的策略蠢才。當他成爲中原的最高決策者,他的軍事知識與經驗並不足以幫助他作穩定政局的決策;沉醉於過往的成功,希望過去的輝煌能應付今天的危機,經濟學家稱之爲「路徑依賴」。

現實中有無數訊息需要處理,對一般人來説,處理這些訊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照自己的經驗與想法去對訊息作分類並作決定:律師考慮法律、醫生考慮醫藥、工程師考慮機械物理、商人考慮盈利、工人考慮如何「做好份工」。這些經驗慢慢地形成一種慣性,成爲一種世界觀,凡是不符合這種世界觀的就不在考慮之列,因此這些觀念會逐漸地與現實脫節,甚至嚴重的分離。有效的決策需要針對現實的問題而制定,明智的決策者明白他們的世界觀必然與現實有不符的地方,因此他們需要跳出他們的世界觀往外看,搜集不同的意見。很多時決策者需要依賴專業人士的意見,但如果事情超出了專業人士的專業範圍,專業人士的意見與決策的效果並不一定有正相關關係。所以決策者需要分析問題,找出問題的根由。分析錯誤決策方向就必然錯誤,然而這並不是決策中最困難的環節。

因爲並不是所有意見都是值得聽取的,決策者需要把分析與意見重新組合起來以得出一套整體的觀念-學術一點說就是模型。分析一個問題是一個維度,而問題的重新組合起來就要構成是一個多維的整體。分析是核能發電(x)會出現核污染的風險(y),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禁止使用核能,但把問題重新組合,決策者這就必須加入替代能源的功效、替代能源的污染、廢止核能與對經濟的影響等因素。只要把問題組合起來就很容易看到看起來最有效的廢止核能其實是最無效的決策,它只針對核能的懷疑響但不考慮其他的能源,煤炭、天然氣等的影響,也沒有考慮再生能源的技術還不能夠應付大規模的使用。這種組合、考慮到整體、長遠並跟著時間與行動而改變的局勢是決策中最困難的地方。

套用上述的邏輯去考慮政治問題。中共認爲經濟水平提高,人民溫飽,國家就會強大,它的政權就會永固。在三十多年前改革開放的初期這一決策的確是一道良策,因爲當時的中國人在餓死的邊緣,只要稍為容許自主生産,被不符合現實的政策所壓制的生産力就會大量的釋放出來,循步漸進的經濟改革足以應付這時期的發展。但要進一步穩定經濟,甚至是提高國力水平,一個政治體必須有適合的制度。現今的技術型經濟就需要法治、言論自由等制度支持。缺少法治就會產生貪污腐敗,只打貪而不談法治等於是「尾巴搖狗」。可嘆的是,誰都知道這個道理,但他們的政治模型不容許他們做出任何的改變。

中共對香港的觀念在回歸之後也是一直沒有更新過,因爲他們的思想一直都是落後於時代,沒有考慮清楚狀況。在一國兩制的概念下,應付香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從原來公務員中提拔新的管理層(先不說政治人才),不要搞大動作小動作,讓他們維持過往的形式執政。這樣的情況下,民主選舉的結果就是由這批公務員繼續執政。九七之後中共不斷在香港,甚至在國際社會,用自己在大陸那一套亂跑亂叫,等於是鼓勵人反對它。

面對這樣的對手,香港的在野黨其實應該可以大有作爲。九七之後的金融風暴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但他們分析不出經濟得問題(應該說完全不懂),除了提出選舉外又不會提出制度問題出在什麽地方,爲什麽政策不能應付市民所需。簡單的說就是他們的腦袋中並沒有政治模型:未來的社會應是怎樣的一個整體的印象。缺少了這個模型,他們就不能作出清晰的政綱,也就不能説服公衆讓他們組織政府。一道簡單的問題可以清楚的説明政黨的弱點:假如各個政黨領袖與曾俊華或林鄭月娥在這刻競逐民選特首, 誰勝出的機會更大?我相信後二人會當選,而主要原因是他們有跡可尋:大家知道他們大概會做什麽,但政黨領袖上臺會有什麽舉措就不得而知。明顯的,政黨就是犯了看不到整體的問題,它們只能根據政府的行動而做出反應,因此也就沒有具前瞻性的策略。

決策中的分析與組合的環節加起來其實是一個「創作」的過程:在原點之上改動或增加不一樣的就是創新。創新往往比因循有效因爲創新需要考慮已有不足的並找出方法改變這不足的地方。回到如何訓練政治人才這個題目,方案其實很清晰,要訓練的是分析力與創造力,而不是跟從某一種既定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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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則回應給 如何訓練政治人才

  1. KaHing 說:

    對於培訓人材,我有一種體會,也覺非常無奈。說回政圈,除了上次的回應外,主要的原因是資源及歷史因素的問題,九七前的殖民地因素,九七後的變化,前期的所謂人材根本就不能配合後期的轉變,形成真空期,政黨知道有此需要,但情況是臨急抱佛腳,放了資源,第二梯隊能否上位,結果又只是局內人才知的內情,最終只演變成高呼「大佬文化」,說舊人阻新人。
    只覺今天的「人材」,基本上是不願受培訓的,培訓人材是需要時間的,在可遇不可求的情況下,遇到人材的種子,放資源去培訓(還要他/她願意接受你的培訓),成長後是否能一展所長,還有九萬幾因素在背後。如果你是政黨,當務之急有十樣,你會把培訓人材放到第幾位。
    至於資源,有豐厚資源當然好辦事,例子就是民建聯,民建聯其實有一很成熟的「培訓機制」,哈哈!只是我們認為他們培訓出來的是否人材罷了。

    可轉載到我那邊?

    • 山中 說:

      正想問你創造力可不可以由訓練得來。軍事界常談論策略家可不可以培訓出來,不知設計界有否同樣的課題。

      如果九七前因爲殖民地而不培訓,政黨這樣做是非常愚蠢的。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必須為將來的形勢做也算。如果是這樣,這說明政黨根本沒有分析未來形勢動向的能力,焉有不敗之理。

      民建聯的機制成熟在於它提供激勵與利益讓青年民建聯的一群鸚鵡去參加他們的活動,這些鸚鵡並沒有真正的政治能力。

  2. KaHing 說:

    Sorry, 人才,人材,山中兄的人才較常用。

  3. C 說:

    「簡單的說就是他們的腦袋中並沒有政治模型:未來的社會應是怎樣的一個整體的印象。」 — 我覺得長毛是有的,當然是否可行是另一回事。一些在野政黨只停留在口號式議政的層次,不提也罷。

    • 山中 說:

      說起來山某其實與長毛也有一面之緣。他應該是香港政壇中政治思想最爲成熟的人(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讚譽)。但缺乏組織與策略的支持,又加上社運的單一行動模式,所以他的招牌並不能得到大衆支持。

      • C 說:

        Yes, I agree. Not too many people would support Long Hair’s view of how the society should be like. By the way, I think he and Jasper Tsang are the most qualified LegCo members in terms of knowledge. Many others are inferior by a fair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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