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陋的中國人》永不過時:小香港成了個大醬缸

看到對外傭居港權的爭論 (還有這裡),覺得「醜陋的香港人」比祖宗有過之而無不及。看看柏老幾十年前說的話

因為中國人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斷的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 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中國的面積這麼大,文化這麼久遠,泱泱大國,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衹能在書上看到,衹能在電視上看到。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衹要瞪他一眼,馬上 動刀子。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 年的仇恨,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沒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不夠平衡。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的,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 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麼容易膨脹?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假如衹有幾個人如此。還沒有關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數,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形成了民族的 危機。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死不認錯。可是又不斷有錯,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台北有個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 到中心診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給救活了。兩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 大,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就跟醫生去講,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說:「我好不容易把他 的命救回來,現在要轉院呀。」於是不由分說,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幾乎死掉,朋友向我 談起這件事時,既悲又憤,我向他說:「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我寫文章揭發他。」他大吃一惊說:「你這個人太沖動,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講。」我聽了氣得發瘋,我說:「你怕什麼?他衹不過是個醫生而已,你再生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 不可?再說,他如果要對付的話,也衹能對付我,不會對付你。是我寫的,我都不怕,你怕 什麼?」他說:「你是亡命之徒。」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贊揚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這 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不愿意 我去闖禍。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因爲更弱者無力量反抗。欺善怕惡,就是香港人奴性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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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則回應給 《醜陋的中國人》永不過時:小香港成了個大醬缸

  1. Joanne 說:

    我從不相信某種族會有某種特性;若有,都只因為這個民族都經歷著同一歷史,才造就出同一種想法。就好像中國人,我猜,如果中國沒有那麼長時間的內憂外患,百姓沒有長時間得不到最基本的需要,中國人可能不會看錢或利益看得那麼重。如果我沒錯,我看西方國家自工業革命後,經濟起飛,知識才得以普及,真善美先可以廣。我們的經濟才發展了二十年,我猜,我們的好幾代子孫之後,才或許看到中國人的質素提高。

  2. KaHing 說:

    誠意推薦《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孫隆基著,這書會解答很多有關中國人的問題,這是我看《醜陋的中國人》之後的另一本相關書藉,分析及內容結構更加細密,我不完全同意陶傑的小農DNA論,但其實很多論點都是取材於此書中,但你要有相當的「定力」才能把這書看完,我看到四分三,已不「忍心」看下去,請不要誤會,它不是煽情之作,反之是非常理性的文化分析。

  3. 山中 說:

    Joanne:
    我認同民族沒有特性,甚至不認同世界上有所謂「民族」。我們可以看到南方美國人跟北方美國人有完全不同的思考方法,同為一國之民卻有著巨大的見識與意識形態的差異,這是由於歷史文化與教育水平所致。中國人的「問題」當然也受歷史地理文化所影響,但並不代表我們不用反思,更不應該把問題貽留子孫。當然看到不公不平時我們應該指出問題並就其討論。歷史、文化的詬病之所以留下是因爲過往與當代人不反思、不討論、不反抗。香港人老是強調自己接受高等教育、有發達的文化水平、是國際城市,但他們依然排外、迷信、不講理,我們不得不問,香港文化到底是什麽的一個文化?

    KaHing:
    我推薦Richard Dawkins, “Virus of the Mind"一文(http://cscs.umich.edu/~crshalizi/Dawkins/viruses-of-the-mind.html)。有些思想是會像病毒一樣不斷傳播,擧幾個例子:低稅政策、完全自由市場、宗教、獅子山精神。就是這些病毒造就醬缸。

  4. Joanne 說:

    當然,有原因並不等我們就應該妥協;但我以為,你要讓一個人停止做些什麼,最無效的法方是直斥其非;而是找出原因,再將事情的各方面都鋪陳出來,讓那人再作一個決定,才或許有可能叫那人停止原來的行為。就香港人對菲傭申請居港權一事為例,我對港人的第一個反應,都是痛心疾首,覺得香港人小家子得很;但你想想,大家每一分每一刻都為生活奔波,壓力大得要死,連活命的時間和空間都不夠,你又怎可以叫他們思考?香港人普遍都感受不到愛,我們又可以憑什麼去愛人?個個都值得幫和愛——除了自己!這樣的一個環境,基本上,是鼓勵我們相欺和相殘!我一方面惱香港人的高度服從性(幾近奴性);但同時,我明白,大部份人都身不由己。

    我是教書的,跟朋友相比,才發現我的工作的自由度很大,我很可以保存自己的獨立思想;但我的朋友,都傾向服從性強,不願動腦筋。你呢?你是否都可保持獨立思考?如果沒有這個空間,香港人都一直會這樣「豬豬」,任人擺佈或煽動,依然小家子。

    我估,我們所謂比較有「非主流」的人,只可體諒和描述事情的各方面,這樣才或許與主流思想的人溝通。你會提出這些,不是都因為愛之深,責之切嗎?你不是都希望,那些反對的人,有一天會改變他們的想法嗎?

  5. 山中 說:

    Joanne:
    直斥其非是方法之一,比如指責香港警察爲暴政之先鋒/爪牙,這是最恰當的方法。「而是找出原因,再將事情的各方面都鋪陳出來」,這屬於公衆討論範圍,是另一種方法。但要不懂討論的人跟你討論,你要挑戰他的固有意識形態,觸動他的神經,等他受到啓蒙後,他才會理性坐下來跟你討論。有時候這種啓蒙是社會/地緣政治事件,比如日本之黑船來臨,中國之鴉片戰爭,法國之大革命,觸動所有國民的神經。

    生活逼人,我很明白,但在國外他們採用的是什麽方法?以大罷工、遊行、示威、甚至暴動,更甚者革命,來要求社會重視實質的平等,而非形式的平等,要求有公平的財富再分配,提高低層生活水平,並增加社會流動性。如果香港人生活有這麽大壓力,爲什麽不組織起來反抗?爲什麽最低工資會有這麽大爭議?表明看來是香港人蠢,再深入一點看是中國/香港人不懂得什麽是權利(http://wp.me/pXZbk-8g;http://wp.me/pXZbk-7w;http://wp.me/pXZbk-7h;http://wp.me/pXZbk-xc),從文化角度看是因爲中國/香港沒有經歷過西方一連串的人文運動。當我們指出中國人/香港人「醜陋」時,我們其實是在反思我們的毛病出在什麽地方,應怎麽改進,並責問當出現問題時爲什麽不站起來説話。我認爲這也是教育的一種方式。

    當我看到有問題之人與物時,我不會體諒他們,我會找出問題的原因,得出改變方法,想法子改變這現象。我相信你不會體諒犯罪分子,而對我來説,侵犯人權的人跟犯罪分子沒有太大的差別。侵犯人權的人,例如香港警察,可以選擇不當警察/走狗,但當他們選擇當走狗,我就有權利去批評他們,而不需要去體諒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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