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與市場

我在不同地方提到稅務公平與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問題。香港一直奉行低稅務政策,最高個人入息稅為15%,而利得稅(相當於corperate tax)為16.5%,見這裡,其他國家的稅率比較見這裡。這樣低的最高稅率(沒有累進空間)使高收入人士免除了承擔更多責任的義務而主要的責任將落在中產階層身上。也因爲這原因香港的社會政策一直裹足不前,普遍認爲社會政策必須引致高稅務,高稅務必然引起經濟下滑。

另一個問題是香港人迷信市場,認爲市場機制可以產出社會所需要的所有產品。因此公衆普遍反對最低工資(香港最低工資的制度設計問題見這裡)、退休保障、醫療保險、就業保障等社會保障制度。他們認爲這些制度是多餘的,認爲市場均衡就是最優均衡,而沒有考慮到市場所帶來的負外部性:工資低、缺乏退休/醫療/就業保障——等於一大部份市民沒有能力對自身的人力與社會資本進行投資又或者是降低投資的風險。假如一個人得了重病而不能繼續工作,他將要為治療疾病本身付出一筆龐大的費用外,還會失去原來的收入,他或他的家庭會受到財政上的衝擊。為避免這個衝擊,他必須要在發生風險前進行儲蓄。而越貧窮的越需要以更大的收入比例來進行儲蓄,因爲風險對貧窮的人有更大的影響力,而這個風險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假如風險影響力的貨幣量化值為10000,年收入5000的人需要兩年時間準備而收入10000的人只需要一年時間。因此,風險的衝擊力是不平均地面向低收入人士。

很多人不明白這個儲蓄其實是稅務的一種,一塊錢的儲蓄等於是減少了一塊錢的可支配收入。貧窮人士面對的問題是,他們可支配收入的一大部分需要用來支付必需品的花費,花費之後便沒有多餘的錢進行儲蓄,他們只能從現在消費與應付將來風險兩者中選擇,選擇現在消費就不能應付將來風險;假如選擇應付將來風險,他們必須緊縮原來就已經少得可憐的消費,另外,風險也有可能遠大於他們的儲蓄能力。相對的,富裕人士只需要使用一小部分收入於必需品上,其餘的可以用來進行奢侈品消費、其他儲蓄(教育、遺產)、投資,他們有足夠應付風險的能力外還有大量剩餘。這個剩餘其實是一種浪費,把它投入到公共產品上可以收到很大的社會收益,問題是市場並沒有方法把這個剩餘動用起來,因爲並沒有有效的激勵——個人收益——策使個人投資公共產品。

相反,政府可以以稅務的方法動用與組織過剩資源。對這個剩餘抽稅其實是對財富重新分配並動用沒有被使用的資本,它可以被用於教育、科技發展、資助中小企業(低成本貸款)等方面。當把它用在社會保障上,它就變成社會性投資與儲蓄。退休、醫療、失業保險制度等於是社會整體對所有人均會面對的風險進行儲蓄。因爲組成基金(退休、醫療、失業保險均需要以基金形式運作,否則沒有效果)得到規模效應的關係,它比個人儲蓄有效得多,因此個人只需投入很少而獲得很大的收益,與此同時,社會保障基金承擔了大部分為應付風險而做出的儲蓄,個人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得到提升,有更多的收入可以用於消費、投資或其他儲蓄上。因「乘數效應 」的關係,内需得到高速提升,帶動經濟發展。這也是為什麽凱恩斯式政策為西方國家帶來「黃金三十年」的原因。

故此,稅務的多少並不是決定經濟增長與下滑的主要因素。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各種稅率一直處於下跌狀態,但這並沒有防止經濟危機 :

聯邦入息稅,四人家庭稅率中位數

企業所得稅率,GDP比例

最富有人士的實際稅率

以上圖表來自CBPP

真正的問題是,到底是誰在承擔這個稅務?很多人認爲香港存在「地產霸權」與貧富懸殊問題。這些都是缺乏非市場干預與監管的經濟体必然出現的問題。因此,要減少市場所帶來的不公平,首要的是作出一個公平的稅制,讓富有的人承擔更多社會責任,並對人力資本有組織地進行投資。只談貧富懸殊而不顧稅制公平是不可能改變社會狀況。香港人對稅制問題與認識只關心有沒有退稅、退稅有多少與新移民能不能獲得退稅。這層次的討論離談論公平的稅制與改革還差很遠。

另一點香港人需要反思的是什麽是市場經濟?赤裸的市場經濟帶來地產商、公共服務經營者(港鐵、九巴、中電)的壟斷問題。最根本的要求是,政府要作出反壟斷與消費者保護制度,這些制度的實施均需要增加政府開支。另外,香港人爲什麽不考慮增加利得稅、碳排放稅、奢侈品稅、資本增值稅、甚至是房屋面積稅或按揭稅?這些稅務能夠減少壟斷者的利潤外能同時介入市場並減少資源的浪費。底綫是,如香港人希望改變現時「地產霸權」、公共服務業壟斷、貧富懸殊、資產價格高漲、租金高企等問題(最低工資相對於這些只是個小問題),必須要反思對稅務與市場對社會的影響,要明白貧富懸殊出現是因爲缺乏有效的財富再分配與投資,要知道並不是低稅率就是好,市場並不一定有效。

在這基礎上,我們可以問香港的富有人士為香港貢獻了多少。美國的調查發現金融界高薪管理層人士可以利用carried interest的法律空隙完全避免交稅,也有文章指導如何利用香港的寬鬆法律避免carreid interest的稅務。在稅務上的調查也顯示許多美國的跨國企業並沒有交稅。香港是否應開始進行同樣的調查?

稅務與非市場干預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對概念不了解而莽下定論,誤導社會選擇。

引申閲讀:Rodrik, Dani. “A Parab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The Economics of a Parable,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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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則回應給 稅務與市場

  1. KaHing 說:

    其實香港的低稅制是假像,「高地價」成為曲線收稅的方法,也沒有行使自由市場的原則,「勾地」就是控制市場的手段。

  2. 山中 說:

    「勾地」可以是控制市場的手段(事實正是如此),但並不代表它應該被取消,因爲它可以是非市場介入市場,避免負面影響的手段。問題是香港的正常稅務低,政府需要從其他地方獲得收入(尤其是sars時期的赤字令政府提心吊膽),因此形成政府賣地收入提高就是好消息的現象。香港社會要反思的是低稅務必然會引起其他看不見的稅務與其他侵犯公衆利益的行爲,港鐵壟斷、領匯上市等問題也是這種堅持低稅務心態所形成的。

    港鐵的問題可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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