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保障體系的三大支柱:最低工資、集體談判、失業保險

香港公佈《最低工資指引》引發新一輪勞工保障問題爭論。現在的爭議點在於採用最低工資時薪的標準後,勞工的收入或否比之前以月薪計算的方式低和雇主會否更改合約條款等。這令我想起中國推出《勞動合同法》的那段時間,大量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試圖以更改合同的方式來規避法律約束。與中國相同的是,香港(部分)立法者想建立的勞工保障體系也缺少了支持整個體系的某根支柱:最低工資、集體談判與失業保險的其中一個。

最低工資的目的是保障工人的收入達到能滿足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水平,如果一個人的工資不能支持他的生活,我們不能把他的勞動定義為「工作」。缺少最低工資對收入的保障,低技術、兼職與以工時計算收入的工人的工資面對下調的壓力,因爲這些工作跟相對於高技術、需要持續進行的工作比較有更大的流動性(容易替換),加上進入門檻低,這等於說的從事這些工作的勞工供給會大於需要,所要如純粹以市場方法決定工資,這領域的工資必然會越來越低。最低工資就是以介入市場操作的方法來避免市場帶來,工資不足以應付生活的不良影響。但這方法會帶來另一問題,最低工資必須是高於市場價格才是有效的,因此這會做成更多的人投入勞工市場,例如,更多學生找兼職工作,也因此傳統上由低學歷人士擔任的職位會轉到學歷較高的人,因此最低工資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失業問題。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最低工資的適用範圍。出現了新計算方法低於原來月薪與要求修改合同的時候應該怎麽辦。現在立法者只是軟弱的重申立法原意與譴責「無良雇主」,而這兩項都是沒有約束力的「道德要求」。時薪比原月薪低是否能為法院所接受的訴求將是一大法律問題。另外,假如上述的要求都是有約束力的,如何發現並有效地申訴將是一大問題。雇主可以解雇為條件又或者其他方法威脅員工,要員工獨力對抗並不現實(『李卓人批評,基層勞工其實沒議價能力,「僱主要改合約要減薪、或不計飯鐘和休息日,僱員難道可以反抗?反抗的下場就是被炒」』)。最簡單的解決方法是建立有效的集體談判制度,勞工保障體系的另一大支柱。讓工人有組織地建立工會並擴大工會的功能,讓工人與工會,而不是法院,作爲發現與解決問題的第一陣綫。

香港雖然有工會制度但並沒有外國工會的抗爭文化。設立糾察綫、長期抗爭、大罷工的舉動在香港是聞所未聞。大家樂打算不把午膳時間算到工作時間所做出的「明加暗減」措施在外國是可以觸發飲食業工會發動大罷工的舉動 ,但香港是以「罷食」而非「罷工」的方法來逼使大家樂就範,這顯示香港工會力量不夠。當然,其他國家,例如加拿大,也不一定規定雇主需要為午膳時間付費,但香港人對午膳時間工錢的態度並不一樣(從罷食行動可以見到),另外,工資水平與其他福利也不一樣(加拿大雇主需要付各種保險),因此我們不能要求香港立法跟加拿大的一樣。法律的另一問題是它不能照顧到每一方面,有一些行業付午膳工錢可能是合理的(家務助理),另一些可能是不合理的,如法律強制所有經營者採用同一標準會顯得過度,沒有標準則顯得乏力。更好的方法是容許(鼓勵)工會與工人為自己爭取應得福利,以集體合同的方式填補法律空白對於是組織力相對較弱的工人,例如外籍家務助理,政府/公民社會組織可以資助他們組織工會並提供技術指導。這裡的重點是,不能只有工會,還需要有效的工會。

回到第一個問題,最低工資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失業。解決失業負面影響(但不是失業本身)的方法是設立失業保險制度,讓失業人士在獲得短期内得到生活支持,並利用這段時間尋找另一份工作。若工人不能獲得失業保險,他們原來的收入又不容許他們擁有一定儲蓄,最低工資所引起的失業會為低技術工人與他們的家庭帶來很大的打擊。原來的低收入會變爲零收入,因此失業保險金所提供的短期支持甚爲重要。另外,最低工資制度的引入是勞動市場結構性的轉變,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失業有可能是結構性失業(尤其是對低技術工人來説),因此引入最低工資的同時,政府需要為失業人士提供就業與學習新技能的機會。失業保險金制度在鼓勵再就業上可以做出激勵作用:政府可以根據失業人士的就業意願來決定是否發放保險金;政府可以透過觀察失業人士有否參加培訓課程與尋找工作來得知失業人士的就業意願。因此,設立失業保險制度等與是同時間建立再就業培訓與就業支持系統(兩者均存在但它們跟失業保險沒有關聯,不能應付失業帶來的即時影響)。

因此,最低工資、集體談判與失業保險其實是勞工保障體系的三根支柱:它們是一個政策的三個組成部份,缺少了任何一個其他兩個部份都不能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更有可能得到反效果。中國的勞工保障體系就是因爲三者皆缺所以勞工權益一直沒有改善(沒有有效的最低工資,沒有集體談判制度,失業保險缺乏就業培訓)。需要明白的是,當我們做出建立最低工資制度的決定時,我們其實是做了一個支持建立一整個勞工保障體系的社會選擇,而這個選擇不容許我們只採用最低工資制度而不設立其餘兩個制度。在這前提下,我們可以先不討論勞工保障體系的經濟意義,這話題得留待另一篇文章。我在這裡可以說的是,勞工保障體系加上社會保障體系能夠防止經濟衰退演變成大蕭條,也能幫助經濟的持續性發展。某些國家,例如90年代的歐洲諸國(歐洲僵化症)的失業問題的確是跟過度的勞工保護有關係,雇主需要為解雇一個員工付出很大的代價,減少聘用意願,導致勞工需求降低,勞動市場缺流動性,引起一定程度的失業。這些問題都是可以改變的,恰當的政策可以有效減少員工入職與離職成本,但加強企業對員工就職期間的投入(見Blanchard, Oliver)從而減少企業解雇員工的意願。不管多好的概念也需要有效政策的支持。勞工保障體系的概念沒有問題,現在的問題是香港立法者對這概念的認識不夠,因此會引起錯誤政策的出現。缺乏集體談判與失業保險支持的最低工資將會引發一連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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